钱币大师马定祥旧藏内有一套俗称“湖北”的铜元试样珍品，分别为红铜、黄铜、白铜三品。该套试样铜元正面为“湖北省造光绪元宝当十”，因背面龙图未见于湖北省造铜元却与浙江铜元之龙几近相同而得名。由于湖北与浙江两局在办厂时期均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购置过机器，故该套试样币先前被认为是伯明翰厂代制，但未为湖北采用，随后将之介绍给浙江，被浙江采用。但此论缺乏佐证来支持，而若以开铸日期而言，湖北铜元局(1902年)却是早于浙江铜元局(1903年)，故马老生前以此“湖北浙江龙”之称呼存有从属先后上的语病(即有制成先后顺序认定的问题)，并且易引起异省混配的误解，因而马定祥先生认为称“湖北圆珠龙”比较中性合理。浙江龙

    经查《伯明翰造币厂史》，书内有记载制作浙江十文铜元样币的经过及图片，因此现有证据可确定浙江开办时之模具是该厂代制。根据其它资料所披露的该厂档案，浙江省的订单是1902年4月发出，伯明翰厂在同年即已交运，亦即表示模具必然在1902年中旬已刻成。而湖北铜元局是阴历八月才由张之洞奏设，也就是说，浙江十文铜元模具完成时，湖北铜元局尚在筹办中。因此“未为湖北采用，随后将之介绍给浙江，被浙江采用”之说难以成立。此外，在伯明翰造币厂供应湖北的机具的档案中，只有银币模的记录而没有为铜元制造过模具的记载。然而，在英国另一家供应造币机器设备的“退辣车伦制造厂”(Taylor & Challen)的产品型录上，却有湖北十文铜元的正面照片，其图案与所谓之“湖北浙江龙”相同。由于厂商印刷在型录上之图片必然是其制作的产品，因此可“合理的假设”，湖北铜元局开铸时之造币机器设备是由此厂提供。但是，两家不同厂商的样品却是如此之相似，其原因何在？经研判应是两者为同一雕刻师所镌：广东七三反版银元是中国第一套正式的机制币，由于当初广东钱局所需之造币机器设备全套都是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购入，因此一般均认为模具在该厂刻成，许多人知道广东七三反版银元的雕刻师名字叫艾伦伟恩(Allan Wyon，1843-1907)，当然也认定其人必是伯明翰造币厂的雕刻师，以往本人也不例外是这个想法。惟在近年新搜集到的资料中，使我有了新的认知。也想通了过往许多迷惑之处，此即其中之一。

    原来，艾伦伟恩是独立开业的“个体户”，是英国著名雕刻师家族成员之一，他与兄长在他们父亲于十九世纪初所创办的雕刻坊工作，曾与其兄合作镂刻过英国国玺(Great Seals of England)，是维多利亚女王印信总雕刻师，也为继任的爱德华七世雕刻印信，不是受雇于伯明翰造币厂或任何造币厂的自由职业雕刻师，广东七三反版银元的模具是受委托在1888年雕制的。其它中国钱币如“京局”银币模都是他的作品之一。也就是说：清末中国钱币模具如果是在英国所刻，大概皆出自此君手笔。至于是否可能有其兄长们的作品在内？答案是否定的，因其分别在1873、1884年作古。因此，这红铜、黄铜、白铜三品一套的“湖北浙江龙”十文铜元不应是混配、错配所造成，而应属于是样币性质，并且是在英国压造的，很可能即是艾伦伟恩在伦敦的雕刻坊所制，制妥后再由造币机器制造厂转呈中国当局。至于有三种不同铜质材料的原因，由另一套退辣车伦制造厂的广告章看，目的是让客户了解使用不同材料时其视觉效果供客户选择，很可能当初如同广东七三反版银元样币呈样盒，是正反面各一、两套并装以便于检视。

    退辣车伦制造厂址也位在伯明翰市，其创办者约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原本是在伯明翰市开办机器制造厂，早先曾与原名喜敦的伯明翰厂合作制作供应澳洲悉尼造币厂设备。由于其为生产机器的专业制造厂，故产品不断的改进，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因机械性能较优异而取代以造币业务为主的伯明翰造币厂，成为英国造币设备的主要供应厂商。中国清末的造币厂有许多设备后来即购自该厂，当时代理其在华销售业务的是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该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结束。

    此马定祥先生所珍藏的“湖北浙江龙”当十铜元三种一套试样币，据了解在国内博物馆或私人均无所藏，即使是开创铜元研究收藏风气之先号称“中国铜元之王”的邬德华也未曾所获，确属稀世之品。同时由此可知马老研究及收藏中国铜元的功力，其研究之深入与收藏之精湛是令人难望其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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