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的理想——2008西泠拍卖综述

  西泠拍卖座落在具有800年历史的南宋古街河坊街上，边上有一条小巷很浅很窄，叫祠堂巷。巷名取自明弘治二年(1489)，因为这儿当年是明代于谦故居，1457年于谦遇害后，百姓为了纪念他，在此筑于谦祠堂，故而得名。我每天早晨从此经过，总有一阵笛声从巷边的院子里吹来，笛声悠悠，颇能入耳，都是旧曲，《梅花三弄》、《梁祝》……

曾有媒体记者采访西泠拍卖时路过这条小巷，也曾问及巷名的由来并听到了从院子里飘来的笛声，他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西泠拍卖为什么那么注重文化。

  于是他采访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您是否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谈谈心目中理想的西泠拍卖是什么样的？

  答曰：第一，有文化底蕴的拍卖公司；第二，有文化抱负的拍卖公司；第三，有文化实力的拍卖公司。有文化底蕴的拍卖公司，这为西泠印社的品牌所决定，当然也为这样的环境所要求；有文化抱负的拍卖公司，这是西泠拍卖应有的胸怀；有文化实力的拍卖公司，未来的西泠拍卖应该拥有更多出色的人才。

  记者莞尔微笑，如同细声鼓掌。

  本着这样的理想，西泠拍卖走过了三年；本着这样的理想，西泠拍卖还要一直往前，就象那笛声，从小巷里吹来，悠扬而久远……

当我们开笔写这篇综述的时候，心情已经被一份喜悦所牵引，九个专场、近1500件拍品，尤其是以八大山人《个山杂画册》、王翚《吴山积雪图卷》、王铎诸多书法精品等重量级稀世名品将西泠春拍如同衣着盛装一般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喜悦仿佛长了翅膀从西泠拍卖飞出，飞向东南西北，飞向海内海外，飞向我们的朋友，飞向收藏家、投资者，带去的是我们的问候，我们的祝福，还有西泠拍卖的诚挚邀请……

最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西泠拍卖的古代书画专场，依然分明代(包括明以上部分)和清代两个专场进行，拍品总数为350件，其中明代及明代以上作品近百件，清代作品250件。这是继07秋拍之后西泠拍卖第二次将古代作品分为两个专场进行，包括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陈淳、陆治、文伯仁、董其昌、赵左、张瑞图、倪元璐、王铎、傅山、蓝瑛等明代书画家，八大山人、王翚、王原祁、法若真、钱维城、徐扬、金农、赵之谦等清代书画家在内的名家大师都有十分精湛的作品亮相本次拍卖会，用精彩纷呈，难得一见形容本次古代专场，绝不为过。

先说清代专场。

八大山人的《个山杂画册》，十开(其中九开八大画，一开饶宗颐跋)，水墨纸本，作于1684年，时年八大58岁。八大山人是明皇室后裔，明亡后，他于顺治5年(1648)23岁时剃度出家，是中国美术史上极具个性的艺术大师。其绘画构图凝炼，造型夸张，笔墨冷峭而蕴藉含蓄，其书法圆润淳朴，得力于王献之、颜真卿、董其昌而脱尽明人习气。绘画与书法是八大山人并峙在美术史上的两座艺术高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皇室血缘，独特的个性和异质的禀赋，使八大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一生有多个名号，普遍的认为是他于59岁即1684年7月号的《内景经》和1684年10月16日作的《花竹鸡猫图》是最早起用“八大山人”名号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但是，《个山杂画册》的出现使“八大山人”名号的使用提前了将近半年，有关八大的史料从此得以补充改正。而此册题材丰富，图(绘画)文(书法)并茂，无论规模还是水准都足以反映八大一个时期的艺术面貌，所以，这本册页被许多重要权威画集、著作出版著录(目前所知计14种)，品相亦佳，是一件值得高度重视的八大传给后人的艺术珍品。

王翚是王时敏、王鑑的弟子，清初重要画家，与其师一样，同属清初“四王”之一。《吴山积雪图卷》设色绢本，纵36厘米，横675厘米，其中画心290厘米，作于1705年，时年73岁，为其自进京主持绘制《康熙南巡图》南返之后所作精品。光绪初年旧裱，前有史恩绵“吴山积雪”篆书引首，后有陈豪、诸可权、德垿、徐宗浩、吴镜汀、张伯驹潘素夫妇、陶心如、惠孝同等九家题跋，传承有序，品相完好，十分难得。

《水邨图》为其晚年78岁时所作，也是王翚的一幅绝妙佳构。名为仿北宋赵大年《水邨图》，其实从图式到笔墨都是王翚自家面貌，但韵味很像，尤其远景的平远山水，一层一层荡开去，把意境荡得很远。而此幅绘树，尤为精彩，突出表现了他晚年功力。此作曾是怡亲王的藏品，十分难得。

王原祁也是清初重要画家、“四王”之一。《仿黄鹤山樵山水》系其58岁时所作。这幅本来只是为人作摹本而画的山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被天意美德合成为一幅水墨山水的精品，其中过程耐人玩味。此画原为一位重要海派画家、收藏家收藏，1966年“文革”事起，这位著名画家、收藏家的家被抄，许多藏品被造反派抄走，此作(还有其他作品)是在事先得到风声的情况下，先行取出截去轴头、剪去裱边后折叠匿藏才得以躲过劫难，故其形式由原来的立轴变成了现在的镜片，而画上的折痕作为历史印记永远“钤”在了这幅作品上。从历史信息的载体这个角度看，一幅作品画家在创作时用笔墨赋于了它内涵，藏家在传承过程中又以递藏、保护来丰赡它的外延，内涵外延总合到一起，构成了这幅作品的人文总和。毫无疑问，一幅作品承载的历史信息越多，它的人文总和越大，这正是这幅山水比其它王原祁作品更珍贵之所在。那是天印啊，昭示后人永不忘记那段历史。

《归庄图》是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徐扬所作的设色山水手卷。关于徐扬，史书记载的资料不多，所有记载均未涉及他的生卒年月。但是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窥知：1.徐扬是乾隆十六年南巡后进京供奉内廷的；2.他的俸银与余省、丁观鹏一样，食钱粮加公费银合计十一两，是当时宫廷“画画人”中最高的，是一等画画人；3.他的举人功名为乾隆所特赐，乾隆三十一年(1766)再授内阁中书，官为正七品；4.长期供奉内廷，绘画受艾启蒙、贺清泰影响，多以散点透视作长卷，是乾隆时期重要的宫廷画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徐扬是苏州人，所画有明显的江南文人气息，不仅仅《归庄图》，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气息。《归庄图》所录的那首诗为乾隆帝御制，作于乾隆十八年。显然，《归庄图》应该是当时或者稍后所作，此时徐扬正被钦赐为举人。此作是徐扬《乾隆南巡图》等以外的又一件重要作品，《石渠宝笈·三编》、《国朝院画录》均予著录。画上钤三朝帝玺，即“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并有“三希堂精鑑玺”、“宜子孙”、“石渠宝笈”、“嘉庆鑑赏”、“宝笈三编”等清宫收藏印记，是一件流入民间的清宫收藏佳作。

钱维城是乾隆时期的重要宫廷画家，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状元，官至刑部侍郎。钱维城自幼喜爱绘画，少年时作花卉即为人称赞，25岁中状元后得以在宫廷遍览历代名迹，眼界大开，尤其经董邦达指授后画艺大进。他在朝廷深受乾隆皇帝赏识，名盛于世，成为乾隆朝画苑领袖。本次古代专场有多件钱维城作品，一为水墨《竹杖云烟图》，纵159厘米，横64.5厘米，绘竹林群山，以干笔淡墨勾勒皴擦呈现滋润面貌，颇有董其昌遗韵。画上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楕圆印。旧裱，此作曾经吴昌硕鉴定，天杆有吴昌硕题签：“钱维城山水真迹，丙辰(1916)冬仲吴昌硕呵冻题”。

另一件为怀袖雅玩《清幽佳景》册页。水墨纸本，八开，以干笔淡墨绘山水，小中见大，是浓缩的神州大地，极精极雅。署“臣钱维城恭画”款。后有晚清精鉴富藏、工书善画的张度小跋。清宫旧裱，上下有酸枝红木夹板，隶书阴刻“清幽佳景”四字，曾有填金，痕迹依稀可见。《清幽佳景》是品相一流的清宫怀袖雅玩。曾为著名收藏家、西泠印社已故著名社员戚叔玉收藏。

赵之谦的四屏魏体书《石帆铭》更是气势雄大，难得一见。赵之谦作魏书大字多见其对联或者横匾，写此四屏有其因缘，其中得意尽在挥写中，而个中往事可参阅本期通讯署名文章，不会让人失望。另外，赵之谦的《信札十二通》无论是书法还是内容，对于欣赏、了解赵之谦都具有重要意义。赵之谦的朱笔《判牍》更是难得，在《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赵之谦年谱》中均有著录，值得关注。

石涛的《诗书画卷》，水墨纸本，由引首、画心、诗书及尾跋等五段构成，尺寸不一。石涛是清早期著名画僧，与弘仁、髡残、八大合称“清初四高僧”，所作山水气势雄伟，浑厚严谨，花卉则笔墨高古，柔韧蕴藉。此卷梅花书法气息甚佳，颇具神韵，当年清道人李瑞清甚为心赏此作，题隶书引首“石涛墨宝”，后为著名画家、鉴藏大家唐云宝爱，不仅在各段分别钤鉴藏印，还题写签条，“石涛和尚书诗画卷”。卷末有著名学者向迪琮尾跋。

“状元书法”是次古代专场特设的一个单元。所谓状元，就是科举考试中的殿试第一名，其名源自唐代，唐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居首者为状元因此得名。又因其为殿试一甲第一名，故亦别称殿元。中国封建社会自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历1300余年，其间共取进士十万余名，而状元仅645名，这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是极其难得的人才。而“自唐王朝的铨选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吏部以身、言、书、判择人，大凡先试后铨，即先观书、判，再察声、言，然后注拟。”(朱关田《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序)如何观书？楷法遒美是关键的一条。由此可知，不要说状元，就是进士，博学之前，必先善书，否则，吏部绝不会铨选为士。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进士们为何个个善书的原因。

状元们留下来的墨宝，书法以外，还有更多值得体会玩味的东西。“状元书法”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相信这一单元一定会引起收藏家和投资者的关注，因为，它值得关注。

另外，像扬州八怪、西泠八家、清中期四大书家等，都是既值得收藏投资、又颇耐人玩味的佳作。

再说明代及明以上作品专场。

文徵明的《隶书陶诗册》是一件鲜见而珍贵的文氏书法册页。纸本，二十二开，各纵19.2厘米，横9.3厘米，乌丝栏，隶书陶渊明诗，凡《停云》、《时运》、《荣木》、《劝农》、《命子》、《归鸟》共六首（诗见《陶渊明集·卷一》），作于嘉靖癸巳（1533）夏六月，时文徵明64岁。后有道光咸丰年间梅曾亮、管同、贤湘、厚滋、均之等五家跋，乾隆嘉庆时为官至湖广总督的安徽桐城人汪志伊收藏，后传归其子汪正鋆，民国时期归施德之收藏，原装旧裱，品相也佳。

文徵明的作品，无论书画，向来是公私收藏的重点。这件《隶书陶诗册》乾隆时期曾经是历官浙江布政使、湖广总督的汪志伊的藏品，而民国时期则归颇有传奇色彩的拉脱维亚人施德之收藏。施德之本名E·rehinee，初译斯特之，后来改为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施德之”。施德之1904年来到中国，随其父学医并从事药品经营，主要生活在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以“十滴水”大王著称。他是一位中国通，不仅能写一手好书法，而且对中国瓷器特别是古月轩瓷器及清代彩瓷有很深的研究，曾经在上海开过古玩店，并收藏大量中国古瓷及书画作品。他收藏的书画作品中，以目前所知至少两件是文徵明的书法册页，一件即这本《隶书陶诗册》，另一件为小楷《琵琶记》（97开，两万余字，卷后有多位名家题跋，建国后归著名收藏家、西泠印社已故著名社员戚叔玉收藏）。而且，两本册页的装裱形式、所用材料相同，签条书法同出一手，《琵琶记》签条署“甲寅年施德之”，《隶书陶诗册》签条署“甲寅汪汪斋主题”。“甲寅年”即1914年，由此可知，两本册页至少1914年已经归藏施德之了，而且都是在施德之手上做的装裱。此前“汪汪斋主”是谁不甚清楚，通过两本册页的比较可知，就是施德之，正可补史料的不足。

文伯仁的《溪山仙馆图》更是一幅绝妙山水。初一展卷，仿佛黄鹤山樵站在眼前，尚未细看，那股郁勃的气势早已透过眼帘直入胸怀，树石巉岩，峰峦叠嶂，亭台楼阁，茅舍瓦屋，溪水一路长流随山峦蜿蜒隐约，其间人物各择空间，或渔舟垂钓，或林间漫步，或茅屋苦读，或树下清淡……雅致的设色更让作品如同笼罩仙气一般呈现出神秘色彩，视觉效果如梦如幻。文伯仁是文徵明的侄子，史书记载多说他“好使气骂座，人多不能堪”，且年轻时与其叔文徵明争吵打官司被关进监狱，大病一场。他后来成了文徵明的学生，并且是文氏画脉的重要传人。真得很难想象，一个脾气这么暴燥的人作山水却是如此雅致，而且，作此画时文伯仁尚不足三十岁。此画著录于徐邦达的《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中。民国时期曾为上海著名收藏家孙祖同(伯绳)收入其“虚静斋”。

陆治是文徵明的弟子，诗词古文、花鸟山水均有很高造诣，为世人所珍视。古代书画明代专场共有两件陆治作品，均为花卉。其一为《二乔观书菊图》，设色纸本，立轴。折技菊花，枝曲而花妍，色亦雅，有清逸之气。曾为多位名人收藏，如康熙至雍乾时期为两代进士、分别在三朝出任重要官职的励廷仪、励宗万父子收藏，晚清时先归清宗室成员、封号定郡王的行恒有堂主人载铨收藏，后传入光绪六年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溥仪的师傅梁鼎芬之手。以上各家均有藏印钤于画幅之上，并钤有 “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二印。

另一幅陆治作品是《牡丹图》，设色纸本，立轴。牡丹以富贵喜人，所以历代画家画牡丹都是灿烂热烈，而在陆包山的笔下，一红一白的折枝双花，无论花姿花色都是在素朴中呈现一种淡雅的韵致，让人观赏时颇得一份雅思。此画作于何时何地画家没作交待，但是从画上题诗及所钤印章看应该是包山子50以后隐居支硎山之后所作。很巧，《牡丹图》与《二乔观书菊图》在清代也曾经是励廷仪、励宗万父子的藏品，后来也归属梁鼎芬，所不同的是，《二乔观书菊图》在梁鼎芬之前是载铨的藏品，而《牡丹图》在梁鼎芬之后由林朗庵收藏并带到日本，再由日本带到台湾，红白二支牡丹俨然如明代村姑姐妹，四百多年来以其淡雅的韵致，悦人无数。

赵左是松江画派的首创画家和主要画家之一，其绘画长于构思，精省笔墨，他与宋懋晋均受业于宋旭，然而各有面貌，都是晚明重要画家。本次春拍我们幸运地征集到了两件赵左山水手卷，一设色，一水墨，均极雅观。其中设色山水手卷名曰《江南春图》,描绘的是春意盎然的江南灵性山水，纸本，纵26.6厘米，横583厘米，其中画心长347厘米，蔚为巨制。赵左，字文度，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江南那一方水土养就的天生具有一副滋润笔墨的画家，所作山水随董源一脉而来，并兼得黄公望、倪云林之妙，深得董其昌赏识。画以手卷形式展示三月江南，如同胶卷播映电影，在连绵不断中让故事流过眼前，有风景，也有人文，而绯色的桃花和翠绿的柳树一路逶迤山水间，诗情与画意在郁勃的气韵里氤氲向远，美不胜收。

手卷旧裱，推算起来应该是晚清大收藏家、宝迂阁主人陈夔麟收藏时所作。前有明代孙克弘隶书“江南春”引首，后有晚明以来历代藏家如周亮工、李佐贤、陈夔麟、戴光曾等九家题跋以及归庄的和词，并附清嘉庆时期书画名家戴光曾用精工小楷书录的文徵明、唐寅、王雅宜等9家所作《江南春》和诗。近400年来，此卷向来为藏家所重视，先后著录于《书画鉴影》（李佐贤著，同治辛未（1871）年刊刻）、《宝迂阁书画录》（晚清陈夔麟著，民国早期石印本）、《历代著录画目》（福开森编，1934年版）、《历代书画录辑刊》第十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郭味蕖编，人美1958年版）、《赵左研究》（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丛刊编委会编，1979年版）《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徐邦达编，人美1995年版）等七本权威著作中，是一件值得重视的赵左山水佳作。

另一卷则为水墨本《仿赵大年墨笔山水卷》。与《江南春图》一样，《仿赵大年墨笔山水卷》也是一件充满灵性的佳构，其规模比《江南春图》还要大，仅画心长度就达505厘米。然而此卷所绘不是春景，而是落叶之后秋冬之际的江南风景，萧远疏阔，更富诗意。此卷经多位名家收藏并题跋，其中大书法家沈曾植的藏跋娓娓说事，最为有趣，也耐人寻味，因另有专文叙述，此不赘言。

项圣谟是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孙子，他一生受祖父所藏历代书画的滋润，所作无论山水花卉皆以画工严谨形成独家面貌，其成就为美术史所记载。而其不好功名亦如其先祖，项元汴不但对科举不感兴趣，万历朝时曾征其出仕他亦不去。项圣谟的父亲曾力勉儿子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他也确以秀才被举荐到国子监深造，然而父亲死后，二十多岁的项圣谟便过起隐士生活，在诗文书画和名山胜水中度日。此幅《疏影横斜图》作于崇祯庚午(1630)年，时年项圣谟34岁。绢本，纵104厘米，横32.5厘米，一树梅花，疏影横斜，曲屈的梅枝自由舒展，着花无多，却是清气满溢，为其过隐士生活之后所作，是他的画格与境界的写照。题识所录是他的一首旧作《满庭芳》词，书写的正是他的心迹与心气。品相之好，更是难得，值得珍视。

行书《杜甫五言诗轴》纵137.5厘米，横39.5厘米，绢本，品相完好，是张瑞图的一幅书法妙作，尽管未署作年，但据其书风及其钤印可以推断这是张瑞图晚年所作，并且是其心情舒展的状态下所作。张瑞图曾为明天启朝显宦，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晋中极殿大学士。但由于曾为魏忠贤生祠书碑，明熹宗死后，其弟朱由检嗣位后于崇祯二年（1629）将他列入“逆案”，沦徒三年，后纳资赎罪为民。从此，他的人生进入拐点，他开始诵经礼佛，循迹超然世界。而构成他一生书法面貌的，除去早年摹习和探寻个人书风的阶段，主要就是他在天启朝政治地位显赫时期和赎罪为民、精神世界转入佛学之后，前一阶段书风犷悍豪迈甚至咄咄逼人，后一阶段则率意任真，潇散淡泊，具体而言，后一阶段张瑞图的书法点画无意工拙，体势不求欹正，颇得佛家逸气。

此轴书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共十首，此为第七首），正是借杜诗表现他当时的心境，书法保留了他一贯的方折互参、旋荡自如风格，整体感觉却是更加随意自然，呈现出他诵经礼佛之后的面貌，难能可贵。

倪元璐是晚明大书法家，而令人对其敬仰的，书法之前，是他的人格。自从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步入仕途之后，倪元璐在明末崇祯朝里便是以铮铮铁骨、仗义执言、忧国忧民著称，尽管他的许多建议并不被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采用，并且因此遭到朝廷同僚的攻讦，受了不少委曲，但是他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崇祯皇帝的孝忠并没有改变。在大明王朝国难当头的最后时刻，此时他在老家绍兴，崇祯帝在北京发出最后的召唤，倪元璐毫不犹豫，率家丁乡勇千里迢迢急赴京城勤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崇祯皇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上了煤山自尽，而几乎与此同时，他也在自已的家里整顿衣冠，北对天子，南对母亲行谢孝大礼，然后拜关羽，并在案上题下“南都(南京)尚可为。死，吾分也。毋紟棺，以志吾痛”数语，以帛从容自绝。死后南明弘光朝赐其“文正”谥号，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赐予大臣的最崇高的谥号，耐人寻味的是，九年之后清顺治朝也有追谥，同音异字，曰“文贞”……

这就是倪元璐，连他的敌人也被他的人格所感动。

其书法与其性格人格完全一致，意态奇崛，气势流畅，是一派大家面貌。《草书五言诗轴》纵127厘米，横50.8厘米，书倪元璐自作诗一首，未署年款，钤朱文“倪元璐印”和白文“太史氏”方印各一。“太史氏”是倪元璐天启二年中进士、并于两年后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所刻。此印与《草书五言诗轴》上所钤“倪元璐印”是倪氏经常搭配在一起使用的两方印章，作品见故宫博物院藏、作于1624年的草书《舞鹤赋卷》，日本某私人收藏、收录在二玄社印行的《条幅名品选2·倪元璐》中的草书《五言律诗幅》，两幅作品不仅印章与此轴一致，钤法也与此轴一致。《草书五言诗轴》字密行宽，意态从容，笔墨亦燥亦润，气势如武林散打，无以阻遏。毫无疑问，这是倪元璐传世作品中的绝妙佳作。

王铎书法是西泠拍卖引为自豪的“名牌产品”。2007年秋拍，一卷王铎《草书诗卷》以1691.2万元成交，中国古代书法的价值从此令人刮目相看。本次春拍我们又得天赐，三个王铎手卷、两本(件)王铎诗稿册等王铎书法杰作再次汇集西泠拍卖，无论规模还是艺术水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遥想当年乾隆皇帝敕编《四库全书》时，王铎因其二臣背景，诗文著述、书画作品被打入毁禁之列，200年后偌大中国又遭“文革”，更多的珍贵文物在“破四旧、立四新”的“熊熊烈火”中几遭灭顶之灾。然而——我们无法不庆幸，这么好的王铎书法竟然还在世间!它们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其间故事就是再写一部《国宝沉浮录》也讲述不完。艺术不死，自有天佑!

《草书临古帖卷》因有专文介绍，此不重复。

《草书五言题画诗》，纵25厘米，横166厘米，绫本，书王铎题画诗六首。其识文自云：“雨中焚檀静坐，为君翁作画一帧，盖戏仿云林也，因题六诗并请教正。”王铎是艺术通才，诗文以外，也擅作画，此帧为“君翁”所作的仿云林山水已无缘得见，但一幅画上题诗六首其规制还是可以想象的。王铎重视自己的诗，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作诗往往留有底稿，而将此六诗另书成卷，可见他对这六首诗的重视程度。此卷书法介于行草之间，使转自如，技法精良，且保留至今依然墨色无褪，品相如新。此卷曾为湖州著名收藏家陆心源之子陆树生收藏，钤陆氏藏印三方，分别为：白文陆树生鉴赏章、陆氏叔同眼福、归安陆树生收藏金石书画印。

《草书琅华馆帖》，纵25.8厘米，横261.5厘米，其中王铎书法部分长225.5厘米，绫本，作于顺治戊子即1648年的农历2月20日，时年王铎57岁。通卷拟抄古帖，书体也是介于行草之间，是一件绝妙的王铎行草作品。琅华馆是王铎1639至1640年间在北京所筑，取名“琅华”，颇有道家逍遥出世之趣，那是他在北都京师的吟诗会友之地，也是他翰墨生涯的重要驿站，刻于清顺治六年(1649)的《琅华馆帖》，就是他和姻亲张鼎廷的往来书信、吟咏唱和以及在琅华馆临写古帖的手迹。《琅华馆帖》是王铎生前所刻第一部他的书法帖本(他一生刻两部帖，另一部即《拟山园选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他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此卷先于刻帖前一年而作，且写在上好板绫上，又明白标示“琅华馆帖”诸字，应该被视作《琅华馆帖》的稿本，作书地点就在琅华馆里。从后面的题识可知，作书当天，一同在场的有荫古泽、戴明说(岩荦)、张鼎廷(葆光)，王铎挥毫，三人观书，所以通卷洋溢一种沐浴古泽的快乐，至为难得。

两本(件)诗稿册来自两位不同藏家，其中一本12页(未裱)，一本22开(已装裱)，尺寸稍有差异，12页本纵27厘米，横20.5厘米，22开本为纵28厘米，横20厘米，皆为纸本。据12页本的主人介绍，其先祖从河南迁徙浙江，此为世藏之物，原本规模甚大，文革中部分被焚毁（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王铎的书法手卷、立轴和拓片），剩余的在家族折产时被分成数份，散佚各家。22开本则经过递藏。其实，世藏也罢，递藏也罢，王铎诗稿的出处起端都在河南孟津。因为王铎一生有三个地方是常留之地：老家孟津、北京和南京。他是封建士大夫、传统文人，为官时可以志在四方，致仕（退休）后期望的是叶落归根，这个想法一辈子都萦绕着他。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的诗稿长期保存在北京和南京，那都是暂存之地，唯有老家孟津才是永久的归宿。何况身处乱世，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这种想法更加自然。所以才会有顺治二年（1645）7月他与钱谦益等被多铎从南京带往北京前亲自焚烧诗稿千余卷的事发生，如果是返回孟津老家，并且无人监管，还会发生这样令人心痛的事吗？

两本（件）诗稿册均有王铎自编序号，其中涉及的事件、人物在王铎行踪中均可查证，从而可以大致推断手稿的年代。比如12页本中《酬荆岫》诗，就是王铎写给他的好友、曾任南明弘光朝礼部郎中杨荆岫的。1645年10月杨荆岫不屈于寇而死，入葬时，其碑阴就是王铎书写的。由此可知，12页本至少是1645年王铎54岁之前的手稿（12页本前后编序基本未乱）。22开本中也有两首王铎写荆岫及其兄弟的诗，还有多首诗记载了他的游踪，比如他记游杭州、嘉兴等诗，都有行踪可查。这两本（件）诗稿册（包括2005年西泠春拍古代专场688号拍品《王铎诗稿墨迹册》）前后是否有关联，有待进一步考证。毫无疑问，两本(件)诗稿册的意义和价值值得高度重视。

傅山是与王铎齐名的大书法家，学问渊博，才华出众，书法以外，诗、文、篆刻、绘画样样俱佳，而其基本的谋生手段却是行医，乃一代妇科名医，他的深刻又在于他的思想，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有自己的哲学主张，著述宏富，是思想家和著作家。故其在明末清初，他是山西乃致更大范围里的文化领袖。他以通学之才为文为艺，甚为自负，而对于自己在生活艰困的情况下鬻卖书画引为憾事。书法让他最著名，然而画也画得好，生前生后一直为收藏家们所追宠。但是他传世的画作比起他的书法来要少得多，所以他的画很稀罕。《芦荡秋蟹图》，是他44岁时(1651)在山西太原开设自己的药铺时所绘。通幅不作设色，纯以水墨表现，两只湖蟹在芦花秋草的水塘里被绘得活灵活现。款也落得好，十几个字在右上角以草书分三行竖题，与横行的湖蟹相映成趣。钤一方红印，雅逸而醒目。傅山精篆刻，最知道印章如何在画上妙用。此画民国时是淩宴池的藏品，淩宴池既是金融家又是诗人，颇识丹青雅事。后来归藏唐云先生，唐云更是个中高人，二位分别在左下角小心翼翼各钤一枚收藏印，与右上角的款题形成视觉互补，恰到好处。依我之见，此画无论缘归何人，不可再在画内钤印，空即色，淡雅是此图的最妙。若一定要钤，可在三支芦苇之间钤一枚无栏细文扁章，但切不可大。

《临诸体帖》是傅山的书法手卷，绫本，纵22厘米，横419厘米，其中傅山书法部分391.5厘米，作于1664年59岁时，是傅山为辅丈所临晋唐古帖，楷、隶、行、草及章草诸体汇为一卷。卷后有傅山自识述说前后经过，并有徐邦达长跋，娓娓道来，甚为精彩。

还有许多精彩的明代作品，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介绍，同样值得关注。

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和西泠印社部分社员作品专场如同缀满星灯的圣诞树，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处处星光闪烁，亮眼无比。虚谷、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陆俨少等大师，明灯缀树，相互辉映，这是个比节日更美丽的专场。

吴昌硕金石书画样样俱精，每一场西泠拍卖总有精彩奉献。节临石鼓文并七言对联六屏巨制，乃吴昌硕75岁时为知危先生而作，气势宏大，十分难得。

吴昌硕的艺术无论书法绘画均以金石为本，他借金石之法出入书画并由此形成自己强烈的艺术面貌，令人入眼直扑胸怀。其实吴昌硕艺术始于篆刻，其源却在学养。诸宗元在《吴昌硕小传》中说，“人谓先生书过于画，诗过于书，篆刻过于诗，德性过于篆刻”，说得极是。所谓德性，正是由学养滋润而来。吴昌硕作书法，一生不离《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吴昌硕自语）以著名书法家沙孟海的认识，吴昌硕七八十岁时所作石鼓文，恣肆烂漫，独步一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作《石鼓》吴昌硕乃古今一人，无出其右。此六屏书法正是吴缶老“恣肆烂漫”时所作，款识自谓“节临石鼓文”，那是老人的歉辞，七十五岁时的吴昌硕，写《石鼓》早已烂熟于心，挥洒自如，即便“节临”，也是写自家胸怀。传世吴昌硕篆书立轴、对联时有所见，作六屏就不多了，这正是此件作品的珍贵所在。

另一对石鼓文七言联“帛兔可得射余日，黄马一乘游高原”作于1926年，吴昌硕往生前一年，时年83岁。不仅书法好，联语与款题亦庄亦谐，学问更耐人玩味。款题说，联语中“白”作“帛”，“斜”作“余”，难道吴昌硕字写错了吗？没有。这正是吴昌硕的学问所在。在古汉语里，“白”“帛”同音，都是旁陌切，读“帛”声，把“白兔”写作“帛兔”，是以音借字，意思还是白兔。（在湖南、四川的一些方言里，至今保留着“白”读“帛”声的习惯。）“斜”字也一样，从斗，余声，也是以音借字。明末清初的时候，王铎、陈老莲等作书法常常用异体字、冷僻字，至近现代则首推吴昌硕，吴昌硕精通小学(文字学)，写石鼓文更是形声、会意、转注诸法通用，那是他学问渊淹，不唯“噱头”。而以一行长题为对联作补，不仅在形式上活泼章法，更在内容上突出了诙谐可爱，钤“人书俱老”印，名副其实。

黄宾虹也有多幅作品献拍本次春拍，他学问极好，无论书法绘画入眼即养目隽永。比如《金文七言对联》“观史目光明若电，为文辞气盛于潮”，为人撰联，出句雄魄，上款主人莼衷先生一定学养盈怀，才得宾虹先生如此佳句。书法也好，笔瘦气敛，同辈人写金文，黄宾虹第一。

四屏山水，各纵132厘米，横46.5厘米。以淡彩浓墨绘四季山水，重峦叠嶂，云烟丘壑，蔚蔚然是灵气蒸腾山水间。作屏条如写册页，构图笔墨既要和谐又要离立，不仅仅色彩不同而已。此四屏山水高远法构图，但侧重不同，各有画眼，或以树醒目，或以屋亮眼，皴笔依山而异，浓淡互有区别，笔墨松灵，气韵和谐……这样规模的黄宾虹山水在市场中已不易见，若悬之于厅堂，气象大矣！

潘天寿的《榴兰清供图》让人赏心悦目，常见的题材，不一样的演绎，尤其是位置的经营和细节的处理妙不可言。他的许多小品或者清供图之类虽然画面简洁，却是大师用心，往往在凝练的笔墨中传达出他丰富的写意精神。比如此图，石榴、兰花、款识构成了画面的全部，然而兰草弯环向上，戳出的榴槎左上斜指，正为款题预留了位置，所以尽管画中所绘各择其位，一弯一指却让大家彼此相联，气韵因之得以贯穿。上方矩形题款的末尾拉成长长一行脱离方阵，与下面的兰草上下呼应，整幅作品因之浑然一体。还有更小的细节，比如款识第五行“碗”字下面“味”字脱口字偏旁，与下三字写成细溜一行，而“美”字的顿点被夸张成斜撇，收笔时往上一挑，与“碗”字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大一小形成视觉呼应，极小的一个动作，对于整段题识乃至整幅作品来说可谓生动之极。千万别以为潘天寿写错了字，“未”“味”不分，那其实是以音借字。越大的艺术家，越是注意微小的细节，这就是潘天寿，艺术大师潘天寿!

《朝露石蛙》是潘天寿的设色指墨作品，未署作年，依风格并对比他相类题材的创作，大约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潘天寿书画集》下编第145图题材、构图与此幅大致相同，取名《朝露图》，而那一幅墨笔，这一幅指墨，异曲同工，相映成趣。潘天寿作画，极吝啬笔墨，一块巨大的“潘公石”，上绘几丛竹叶，下绘一只石蛙，上下对角间各补以浓淡不一的苔点，使整幅作品于工稳中见灵动。潘天寿是继清代高其佩之后的又一位指画大师，但是他的指画与高其佩的指画不尽相同。孙过庭在《书谱》中说作书法要“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潘天寿也曾说：“予作指画，每拟高其佩而不同，拟而不同斯谓之拟耳。”说得多好啊!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画家面对古人绘画时的英雄所见。在简洁中寓丰富，是《朝露石蛙》令人欣赏的原因之一。

张大千是现代画家中一位天才型大师，出名早，艺术生命时间长，又是现代中国画家中最早打开国际市场并取得标杆性价位的画家，其作品生前身后皆受人喜爱，他是西泠拍卖每场拍卖重点推出的画家之一。08西泠春拍共推出16幅张大千作品，俨然一个小专场，限于篇幅，这儿仅选几件作品作简单介绍。

《柳荫高士图》是张大千1939年所作的一幅极其精美的设色山水人物。1939年6月，张大千一家来到四川灌县小居青城山中，不久张目寒夫妇也搬来青城山小住，而在大千之前，他们的老朋友、作家易君左已经先期入住青城山中。朋友们合居一山逍遥尘外，乃仙家的日子，令张大千十分开心，所以这一时期他在青城山中画了不少惬意的作品，《柳荫高士图》即为其中一幅精心之作。轻风徐来，古柳拂水，两位高人湖岸席地相谈，悠雅闲情一半写在脸上，一半赋于湖水，正是大千当时极佳心情的笔墨。构图之妙古柳只取半树，设色也不可再浓再淡，恰到好处。此画大千先生或许本不打算送人，只是老友、著名收藏家梁效钧属意喜欢，他只好割爱，故画上有双题。后来，另一位张大千的朋友，即被梁效钧称为“燕如仁丈”者见此画更是爱不舍手，梁效钧也是拗舍不成，只好割爱，转赠给了他。31年后，此时大千先生因为目疾正在美国治疗，燕如君持画请他复题，大千先生旧事涌怀，感慨良多，尤为不能再绘如此妙笔而怅然叹息，于是援笔在裱绫上端题下跋语，述说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