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雕塑”的学理解读,可得知以下信息: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也是材料方式的特定指代。而用上述方式完成的作品,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各个阶段,也成为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古希腊、罗马的雕刻作品中,从汉唐遗存的大量作品中,均不难找到很好的学理物证。新中国成立后,本土的在前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和技术平台上发展起来的“雕塑”,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框架,并从专业学院入手,形成教、学、产链接有序的本土模式。当然,那些传承有序的传统民间雕刻,也在持续发生着文化积累作用,在此暂不讨论。虽然这种堪称中国特色的模式带有较大的片面性,甚至其僵化的教学理念存在着有损艺术本质的嫌疑,但客观地说,在半个世纪并不顺畅的发展积累中,从学院里走出了一批批为数可观的“雕塑”人材,已成为本土的艺术力量中坚。这期间,优胜劣汰的法则作用,和现当代艺术的深度影响,使得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出走。而留下的,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活跃艺术家。这种“活跃”,对今天景气指数偏低的“雕塑”界而言,难能可贵,十分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当代艺术正以不可思议的规模和速度,颠覆着我们既有的生存理念和文化秩序,重新洗牌的杂乱和阵痛不可避免。这期间,人们注意到了被主流忽视的尴尬,既存有对“雕塑”生态前景不甚明了的迷茫,也有因其昔日的辉煌而仍然揣着的沉重希望。简言之,振作再起并呼唤强势回归,乃是明智之举。
近日读到刘礼宾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雕塑”学会主办的《观念与转型:中国当代雕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值得思考:“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发言者针对雕塑家的‘身份’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例如隋建国),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例如殷双喜),有些发言者积极拓展当代‘雕塑’概念的外延(例如冯博一),老一辈批评家刘晓纯更是提出了以‘反雕塑’的思路推进雕塑创作,让人耳目一新。在笔者看来,随着艺术创作的推进,原有的‘雕塑’概念必然被拓展,‘雕塑家’身份必然会变化。”其实,在这个研讨会上被大家共同“焦虑”的“身份”问题,是中国本土特有的将艺术中的材料表达方式,用意识形态逻辑强制僵化的结果。如同“美术”之于“艺术”、“国画”之于“水墨”、“美学”之于“感性学”等等,要么生造要么硬扯的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混乱的学理概念一样,概念不清,学理焉得?将“雕塑”材料方式用“家”来固定,如同烹饪师因其善长的多种菜品之一的回锅肉而被尊以“回锅肉师”一样,将“师”微缩至“肉”VS将“家” 微缩至“材料”,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有耐心再以材料细分追之,是否还该有“泥塑家”、“木雕家”、“铸铁家”、“锻铜家”、“制陶家”、“凿石家”……?问题不在于材料方式本身,而在于使用者以及对使用者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机制。近年来,随着对外艺术交流的不断增强,已鲜见出国者的名片上再印什么“油画家”、“水墨家”之类,而基本通用“艺术家”概念。从艺术材料方式的交插互补能丰富表达的原理中不难看出,一个艺术家的方式的“杂”,也许会赢得更多可能。现成的例子是毕加索你无法给其定“家”;吴冠中也因其油彩水墨的交织而令“家”不知所踪;方力均、周春芽做“雕塑”及苍鑫方式的高度“混乱”,都导致了给他们以材料安“家”的困惑。我们之所以仍约定俗成地还按“雕塑”、“油画”等分类使用,那仅仅是用一种符号编码模式去称谓指代某些概念和所含内容,并不认同将“符号编码”歪曲、偷换、僵化。
从“雕塑”的市场属性解读,则不难看出多元混杂的局面。近几年,随着当代“油画”市场的不断升温,昔日风头强盛的“雕塑”却没有显示出团队在今天的优势,整体行业形象在忽明忽暗中沉浮,似有落伍嫌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展望、隋建国、向京、陈文令、李占洋、焦新涛、师进滇等艺术家的作品在当代艺术市场认知度的日益升高;一方面,一批二、三十年前的高手,要么转向,要么消声,要么匿迹,也使得行业信心和重心下滑;一方面,一批中青年艺术中坚,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观念和形态上不断突破,并显示着良好的上升势头,但苦于“雕塑”整体生态的萎靡,加上材料方式的受限,出展和出场的机会不多,市场属性自然打折。各种问题的汇集,必然形成整体结果的不佳。近一段时间,围绕“雕塑”的当代性问题的讨论日渐增多。其中批评家王林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雕塑创作正面临两个市场的诱惑。一个是公共雕塑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的国家资本以权利资本的方式运作金钱资本,官方意识形态和利益潜规则起着主导性作用,此一范围内讨论艺术的公共性其意义极其有限。在尚未真正树立公民权利的社会中,这种讨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纸’而不是‘兵’,是公民权利问题,是艺术自由创作即个体意识的呈现问题。另一个市场是正在开始的个人作品收藏,其运作从个人风格开始,受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制约,是有利于个体创作的。但操作过度则容易将雕塑家凝固在既成的风格样式之中,逐渐失去和当下文化现实的直接联系。所以,我们不能把关于中国雕塑创作的讨论全部纳入市场范畴。创作问题是一个精神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才是批评关注的焦点与重心。”而他的结论也意味深长:没有个体性,哪来公共性?进一步推理,个体是公共的基础,公共是个体的释放。
“个体”问题,从来都是艺术的基本问题。形成一个艺术群体或生态,个体的智慧和有效劳作至关重要。我们不妨从一些有趣的个案的阅读中,寻找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缓解一下“雕塑”给我们带来的凝重。李占洋,可谓是将智慧隐在笑容之后,再用“使坏”借笑容传达智慧的玩主。他的“人间万象”系列,用喜剧方式对身边的俗事俗物像浓缩“铀”一样耐心提炼,做成一盘盘味道不错的寓言“佳肴”,足以让享用者上吐下泻五味颠挛。近期做的身带镣铐高举红灯的《高名潞像》,将“文革”版的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李玉和与当代版的艺术批评学者高名潞,进行了不怀好意的形质偷换,结果的玩世嘻皮歧意丰富了作品的张力。此后的《栗宪庭像》,呈“收租院”中“交租”的经典造型,破衣烂衫草鞋的“雇农”老栗,弯腰驼背艰难地“驭”着“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庞大作品体积,彳亍前行,滑稽、逗乐、可爱。师进滇的作品都是用钢丝编织成形的。从他前几年套编竹椅老门窗,用火烧去“内容”而留“空壳”的系列作品,到编织云、水、树、石,再到后来编织的摩托车、自行车、汽车系列,真可谓“编”出个五花八门莫名其妙新世界。这些作品,在出人预料的地方找到亮点,打破了人们以往对“雕塑”形态和材质的认识,逐步受到学术和市场的重视,并非偶然。焦新涛的金属焊接作品系列,将过去人们已知的焊接可能性大为扩展。他用废弃生锈的金属边角料材料拼接成中国的盆景、亭子和古装戏人物,在形不似神似之间,意念与物象之间,交插互补,趣味丛生。他的“中国制造”包裹系列,将超现实主义的观念和技术、玻璃钢的材质,与现实生活中的垃圾物品进行精神搅拌混合,衍生出一系列尺寸出格、形态萎缩、乱真非真的作品。陈克的对西方经典“雕塑”的压缩系列作品,让人走入怪异的幻觉世界。那些早已被人们顶礼膜拜的有些生腻的传世大作,陡然间被“外力”莫名挤压至“失态”,相识不相认,相认不相同。这些看似对前辈轻漫无礼的举动,实则是顺应艺术本源逻辑使然。与之相比,徐光福则呈现方式相似但结果迥异的特征。他的“挤压”,不仅针对西方经典,也针对中国经典;不仅针对经典,也针对世俗;不仅对单体,也对群体。各种“来历”的林林总总的资源,分别根据不同预设,被或少或多地“挤”进有形无形的空间,“压”往不能承受之压的“窄门”。闫城的生铁铸造系列,以“把鲜花给敌人”的主题命名。但“花”者,却被“枪”替换。二者的功能殊异,使命对立。在原始和卡通、过去和现在的情感混浊的意味里,“花”、 “枪”、“人”,都在扁平生硬的历史夹层中蠕行,那些功、名、利、禄,都化作烟云。廖海瑛的花卉植物系列,秉承她十年来坚持的个人经验。将人的情、色、欲、利,通过与植物花卉艳俗的精神合成,衍化出观念内置的植物表征形态,散发着迷离飘然的诡异气息,摆动着走向移晃的逻辑错位。不能确认女性意识与女性艺术之间,有某种潜在的粘连,但若这种“粘连”有利于作品的成立,那到未尝不是一种价值趋向。郑黎黎的作品,也显出与这种“趋向”的共振。她的“自抚”和“腿”系列,着眼于保持女性基本生理特征的“中性”立场,而涉及的问题可能已不中性。“自抚”的背后,不仅有生理的,也有精神的、社会的、生态的诸多因素的牵扯和诉求,显示着无可名状的欲望之渊,和沉浮不定的情感滥觞。戴耘在材质选择上的出人意料,使其作品的结果也大大出人意料。汽车的钢材与建筑的红砖,虽质性差异殊远,但却会在功能模糊的物性表征上悄悄取得一致。这种“一致”的基因,是与艺术的的意念扩张需求不谋而合的。而将生活常用家什如熨斗、罐头之类的比例大面积扩张,并用砖头置换至陌生对抗的语境,仍然是艺术需求使然。陈硕对材料的兴趣,多集中在陶泥上。其难点在于不易摆脱材质方式对出奇出彩的制约;亮点在于若拿捏得当可能意外收获。用陶泥成婴儿胚胎混合成人形,复又进炉烧制,再不知怎么地“钻”进医用展示瓶,色质与原体有异,“本质”与“原质”同谋不同果。系列“意外”实为意中之为,隐有作者苦心。程翔的多种材质的物象“嫁接”系列,将不同文化和历史时空、不同社会属性、不同比例形态、不同材质的对象,按个人计划荒诞而严肃地拆分构合,成跨人文元素的复合物种,延伸出语意多重的表达机制。材质和形态的混杂咬合,旨在弱化“纯粹”的意识流。
批评使人明志,讨论使人进步。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追问“雕塑”意识与劳作形态的当下可能。而“可能”正蕴藏在诸多的不可能中,蕴藏在集体的智慧与责任之中……
2008年3—4月于成都龙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