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对艺术品的收藏，其实早在1995年便已开始——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以605万元人民币收藏了“文革”时期的经典之作《毛主席去安源》，一举创下当时中国油画拍卖纪录。这一数字相当于中国嘉德1994年至2001年间油画雕塑专场一场大拍的成交总额。而此间，大陆仅有嘉德一家在持续推出油画雕塑专场，因此这605万元也就相当于当时整个油画雕塑拍卖市场的份额。换句话说，建行超乎常理出牌，用可以买一个整场的钱，买了一张画。

　　据统计，嘉德、保利、佳士得、苏富比的油画雕塑及当代艺术拍卖，现在每家每季的拍卖成交额均在1.5亿元至4.5亿元间，整个行业的季度拍卖额保守估计也在10亿元左右。以此推断，如今中国美术史上最出色作品的价格拍出近10亿元，才可真正称得上咋舌。我们不是鼓励，也不希望迅速出现如此高价，但最出色的作品如果过亿元大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目前，逾5000万元的作品已经有4件(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刘小东《十八罗汉》和《温床一》)。这些作品中除了徐悲鸿作品外，均是大尺寸且由多幅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比当年的605万元贵。之所以没有出现亿元作品，笔者认为，是因为没有缓慢但持续增长的资本与机构进入，机构收藏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启动。

　　一般而言，私人收藏是个人喜好与趣味至上，机构收藏却要放在艺术史的脉络上，不能按一时市场价格出牌。对于有价值的作品，可以以市场数倍乃至十数倍的价格购藏，也可把暂时没有市场的门类纳入收藏视野，关键看是否有艺术史的意义，而非看短期市场表现。

　　对于机构而言，不是不谈价格，而是要谈就谈10年后，这件作品还会不会有价格?它在艺术史上还能不能被提及?虽然贵的作品未必是好的，但好的作品一定是贵的。机构收藏不怕作品贵，就怕作品不好。这就涉及到收藏的精要：精品至上。

　　但什么是好?什么是精品?由谁来评判?

　　评判者无疑首先要纯粹，要客观公正。而纯粹的前提是经济的独立，避免陷入艺术品的交易。真正的经济独立，对大部分目前的评判者和未来的评判者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文字的酬劳还不够买书、买画册。研究者需要机构的支持，其产生的结果反过来会让整个行业受益。

　　在我们身边，有的收藏者可以短短几年内花费数亿资金收藏艺术品，却舍不得拿出百分之一(100万元)进行理论研究的赞助。这些钱对很多收藏者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对企业家来说也是小钱，但对艺术史研究者来说，却可以资助近百项硕博士研究课题，它所创造出的价值、产生的连带效应，却远非百倍。许多收藏者之所以不愿意对理论研究进行赞助，一是因为学术的赞助是长线的，短期似乎看不到什么回报，二是因为中国没有艺术品抵税制度。

　　所以，对于机构收藏来说，可以随时进入收藏环节，没有合适与不合适的时候，但要有选择;进入时，一定要按照史学脉络进行判断，宁可高价集中买精品，不图便宜买很多，宁缺毋滥，不随一时市场;在起步阶段，便可直入深层次，把看似无用的理论建设纳入视野。

　　虽然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已有机构介入艺术收藏，但毕竟只是个别行为，没有制度化，金融机构和艺术的缘分无论从时间的长度，还是合作的力度均无法同瑞银集团、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机构比拟。从私人零散的收藏转到机构收藏、公共收藏，不仅需要法律制度层面的配合，更需要观念的深层转变。先行者必有巨大回报，艺术品收藏无论是对企业长远的资产增值，还是对形象与品牌的塑造均有很大益处——眼光与魄力的能量从来都是超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