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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飞的美学理想，由他谓之为“古典”，其实近于沙龙，沙龙作风原本即是近东题材，极其异国情调的，故而为美国上世纪初的沙龙写实绘画所引鉴。逸飞选择了美国，上海成全了逸飞，均可窥见内在的因缘，因1990年代的上海梦便是纽约梦，而人在纽约的陈逸飞1990年代回上海，他成为纽约与上海在1990年代的私人中介与公共偶像，说来正好，其实很对。国中美术界对逸飞的近作多有轻视与非难，恐怕是不了解美国，也不愿了解逸飞与上海。我们不能因他的迷恋“古典写实”，便拿去和欧洲正脉比，非要比，国中几代画家谁有资格比？倘若放下这一节，则小范围看，逸飞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委实给上海地面的绘画故事作了戏剧性的交代，大范围看，则国中绘画圈数十年可数的人物中，岂能缺一个陈逸飞。

    而逸飞长袖善舞，后来摊子铺得那么大，便是他自己在“文革”时也万万想不到。社会上于逸飞的观感与议论，早已是他绘画之外目不暇接的事业：于是又有侧目与非难。从异议的一面看，说重了，便是少见多怪；从美国一面看，则事属当然。美国文艺家做生意、出秀场、当明星、变角色，实在司空见惯，安迪·沃霍尔功名既就，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于是从逸飞那一面看，他倒是挑衅而放胆，索性把自己交给公众与时代。1990年代什么时代？全中国传奇性大幅度转型、现代化是也。他当初慨然出国，敢想敢干，后来是相机归来，愈加敢想敢干。多少人有其心而无其力，有其念而无其胆。此所以逸飞式的人物不嫌其多，惟嫌其少，不然上海滩文艺时事岂不更精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逸飞不是读书人，而是行动家。

    从《黄河颂》、《红旗颂》的革命主题，到《大提琴手》、《浔阳遗韵》的异样姿媚，陈逸飞坦然呈示了自己的情怀，而我们的国家与时代，以“文革”而改革，为他铺垫了双重背景，双重机遇：30多年来，逸飞时时代表着中国式的“先进文化”，与时俱进，与时俱荣。他可能阶段性冒犯了半生不熟的时代，他也难免得罪到昔日圈内的友朋与合作者，而急于事功做大事，顾不得那许多——以我对逸飞的了解，他已是太过忙碌太周全，当闻知噩耗，我们谁都会承认，他仍在旧梦中，不甘断念于做个艺术家，其代价，竟是自己的隐病与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