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前这个竹刻小笔筒，乃祖父苏局仙遗物，距今已有90多年历史。筒高13.5厘米，截面略呈椭圆形，最大外径8.2厘米，壁厚0.8厘米。这个貌不惊人的文房用品，记录着一个有关“国耻”的大事件。

笔筒外壁雕刻着三组图文。一是画，由草、石、竹组成，深浅疏密恰到好处。一是款，署明受、赠者：“局仙夫子清玩，生顾征善赠。”一是记：一行小楷字“五月九日”，和分两行勾勒着“国耻纪念”四隶体大字。

1915年5月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耻者，国家所蒙受之耻辱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于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提交，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袁世凯阴谋称帝亟想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除对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5月25日，陆徵祥与日置益在北京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袁世凯的卖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大家就将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当袁世凯于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全国人民的声讨使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忧惧而死。这就是这小小笔筒上“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所凝聚的沉重的历史内涵。

还有一点，这繁体国字的写法独特少见，口框内以“民”代“或”，将民国两字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代表了当时民众对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王朝后新建立的民国，抱着巨大热忱，寄予殷切期望，而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出卖祖国利益的行径，表示切齿痛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则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显现出普通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美德，“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宋·郑思肖《二砺》）的爱国情怀。竹子昂立向上的生物品格，历来为人乐道，赋予拟人化的赞美，此笔筒用竹质、绘竹画，也寓有弘扬民族气节的深刻含义。当时南汇属于江苏，与上海有浦江阻隔，交通不便。可是在5月9日国耻发生之后，周浦小镇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足证该时爱国浪潮之汹涌。

关于此笔筒之受赠双方，局仙公生于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元1883年元旦），1991年12月30日以百十岁高龄辞世。他1913年至1929年执教于南汇周浦镇上的县立第三公学，主授文史地。顾徵善的生平尚失考，但刻文显示执门生礼。祖父早期书斋“行是”斋匾的背面就刻有“民国七年顾徵善刊于第三校”字样，说明顾氏擅于镌刻。此筒署款确证他们师生情谊。笔筒用料普通，用刀全是阴刻，未用镂雕、浮雕等复杂技法，折射出作者本着朴素实用原则，着力表达严肃的主题和悲壮激昂的内涵，抒发这对师生的爱国意志。

小小竹笔筒，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激励和深思，这正是它珍贵闪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