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竞标的企业在举牌的刹那间好像没有考虑到艺术品实际价值以及这种投资的增值前景，这无疑是投资的大忌。这也容易使人想到那个当年在拍卖会上买天安门红灯笼的企业，因为一时的冲动，以高价买了红灯笼而导致企业破产。这又会提出另外的问题，企业规模性的艺术品投资能否持续进行，也是考量目前这种投资行为的一个方面。
   
    对于中国的艺术市场来说，最近的拍卖业绩确实令人鼓舞，吴昌硕的《花卉十二条屏风》1650万元，元代鲜于枢的草书《石鼓歌》4200万元，20片殷墟甲骨文5280万元，如此等等，不仅成交高价迭出，而且拍卖公司的整体拍卖成交额超过亿元，已不再是考量业绩的高点，比如一家公司在一场拍卖中仅两件拍品就拍过了亿元。最近，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卖了6930万元，又给中国的艺术市场注射了一支兴奋剂，许多人由此看到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美好未来。
   
    总结一段时间以来的艺术市场情况，审视之所以造就艺术品拍卖市场奇迹的原因，发现其中主要的是因为一些企业将资金转移到艺术市场中来，使艺术品投资成为一种新的投资形式，从而将艺术品市场开拓成为投资市场中的又一重要阵地。企业资金转到艺术品收藏，无疑将刺激这个市场急速膨胀，标志着艺术品投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企业已经不是个人化的利益表现，而是集团化的利益需求；企业在拍卖会上的举牌也不是个人的有限的资金注入，而是集团的大量资金的跟进。这种显而易见的市场变化，使人们看到企业转向艺术品投资之后艺术市场的重新洗牌，以及由此出现的新的市场格局。
   
    企业何以投资艺术品？就目前的国家税收政策而言，并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可以给企业减税；那么，这种投资并不能带来眼前的实际效益，而且有着巨大的风险。比如，买了赝品，又传不到下家，就是灭顶之灾。从目前许多报道的情况来看，这些大手笔的企业买家之所以一掷数千万金，几乎异口同声的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博物馆，这与以前那种漫无目的、只求轰动效应的投资有所不同。这种投资从目前来看，主要的效益就是改善企业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以另外一种广告形式吸引大众的眼球。最近，一家企业花费10年时间，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从国内外购得70幅吴冠中先生的水墨画，又于7月2日至1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情感·创新——吴冠中水墨里程”展览，可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家企业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建立近现代美术馆。看来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在企业加大艺术品投资之后，会以民营美术馆涌现而获得很大的发展。而从整体上看，企业在文化上的投资作为国家投资的补充，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作用是积极的。
   
    企业的艺术投资将带来企业文化的新形象，也将带来新的艺术判断的标准，改变当代艺术社会的格局。过去，社会对艺术的判断，在现实中是以公众的接受程度为主，这个接受的程度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艺术准则之内，反映艺术在现实发展中的主流性的审美趣味；而在历史上的判断，则是以学术的积淀反映历史的认可。在艺术品投资时代的今天，这些判断都有可能因为与投资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成为一种新的力量主导艺术的判断，这之中难以避免一些市场的因素而影响判断，最终为历史的判断所否定；但是，作品所含的内在的艺术价值始终是影响判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应该看到，作为投资对象的选择，对于企业来说，不像主营对象的选择那样，老板们能够自如地把握，它一般依靠有艺术经验的顾问作为决策的参谋，那么，顾问的水平将影响到企业投资艺术品的方向、面貌、规模等等。作为企业的艺术投资不可能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中可能会夹杂着一定的利益需求，甚至是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喜好。这从投资的角度看，仅仅是企业的最终利益的问题，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却对艺术的现实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陆俨少的6930万元的价格，吴冠中的数国巡展，这些极具代表性的个案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些画家的艺术地位的确定，而不仅是左右市场。这无疑也会在艺术规律和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矛盾。企业投资对象的选择，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和市场状况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它有可能成为艺术多元化的一个方面，并以自己的方式导引艺术的潮流。
   
    显然，当人们面对目前这种突然出现的市场景象和种种奇迹时，人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投资有点像艺术富有感性的色彩。企业持续性的艺术投资依仗企业的经营业绩所带来的收藏资金的累积，如果没有这一基本的保证，这种投资也就是一单两单的即兴之作而已。如果这种投资考虑不到企业的经营而影响到企业运转资金，那么，这种投资就会危及到企业的生存，最终则是影响到艺术品市场正常发展。
   
    中国的艺术市场肯定是越来越好，这是不用怀疑的。可是好到什么程度，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发展，现在都难以预料，因为其中的变数太大。在谈论艺术市场时，人们通常会与西方拍卖市场上的成交价比，以此来说明一些问题；却没有看到目前的这种比较缺少可比性。不过目前的这些高价稍微缩短了一些中西艺术市场价格上的差距，却是值得欣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