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在救亡的旗帜下云集桂林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国的文化中心主要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等大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相继沦陷，文化人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

1938年 10月，又因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这些文化名人和机构也分散到了重庆、桂林和昆明，并以这三地作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积极展开支持抗战的各种文化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沦陷，香港的文化人除少数去重庆及其他地方的抗日根据地外，绝大多数人来到了桂林，从而使桂林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名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聚集桂林，形成了强大的抗日美术力量，因此，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名城的桂林也就自然地成为了美术运动的主要阵地。当年的报纸、杂志对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评价为：“桂林是全国两大文化名城之一，拥有广大的出版机构，它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 1/3。(留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都占全国第一。)”而最后的结论认为：“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

荟萃于桂林的是一批当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孙中山的挚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除何香凝外，这一时期从外地聚集于桂林从事抗日美术宣传、进行抗日美术作品义卖和从事美术教育的艺术家有：徐悲鸿、张安治、陆其清、丰子恺、关山月、曹墨侣、赵少昂、黄新波、余所亚、廖冰兄、陈树人、陈海鹰、帅础坚、阳太阳、陆田等人。

这批荟萃于桂林的美术教育家、画家多达 250人，大部分人都在 25岁左右，最大的不超过 40岁，他们年轻有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曾留学日本的丰子恺、曾留学法国的徐悲鸿、曾留学英国的李铁夫、曾留学前苏联的刘思慕等，他们构成了抗战时期桂林美术活动的主体。

毋庸置疑，正是这一时期聚集在桂林的美术教育家、画家的积极参与和同心协力，不仅为开展抗战美术运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为日后的广西乃至全国的现代美术创作及其教育朝着革命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 1936年冬，在徐悲鸿的建议下筹建“桂林美术学院”是拉开抗战时期桂林乃至广西美术教育活动序幕的话，那么 1939年 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则是抗战时期桂林美术文化活动的正式开始。从 1936年到 1944年，在近 8年的抗战岁月里，桂林美术运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为了抗战，以主张抗战的舆论为导向，以现实主义绘画理论指导创作，宣传抗战，以鼓舞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编辑出版主张抗战的报刊 1939年 2月，广西省立艺师班编辑出版了由林路主编的《音乐与美术》，拉开了这一时期抗战美术杂志出版的序幕。同年 5月中旬，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生活教育社、漫画宣传队、木刻协会共同创办了《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刊物； 1939年 2月，廖冰兄、刘建庵、赖少其等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创办了《救亡木刻》副刊，该副刊每 10天一期，图文并茂，刊登救亡木刻作品； 1939年 11月 1日创刊的《漫木旬刊》是继《救亡木刻》之后，《救亡日报》又一重要的美术副刊，该副刊由漫画协会和木刻协会联合主办，廖冰兄担任主编。
自 1936年至 1944年的 8年间，在桂林出版的不同类型的美术杂志就达 26种，出版画册、画集、连环画 107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救亡木刻》、《救亡漫画》、《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漫画旬刊》等刊物。这些刊物的编辑、主要参与者多达 33人次。

可见木刻和漫画是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抗日救亡的主要刊物，它借助图画表达了艺术家们的哀和乐、爱与恨，是宣传抗战和教育民众的良好工具。

举办各类画展宣传抗战从 1937年 7月至 1944年 8月这 7年间的桂林是整个中国举办画展最为活跃和频繁的城市，会聚在桂林的画家以各种形式举办各类绘画展览，并通过举办画展的形式来宣传抗战，描写抗战，以此来表达艺术家们救国救民的抗战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桂林共举办画展 89次，1943年是举办画展最多的一年，仅此一年就举办了 39次，几乎每个月都有画家举办画展，可见当时桂林开展的抗战美术运动是异常活跃的。

画展的展出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在固定场所举办画展，第二种方式是在大众的活动场所，如广场、街头、巷尾、学校等举办流动性画展。画展的举办形式有个人画展和团体画展，展出内容则可归为宣传抗战的版画、漫画，反映战地题材的速写，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国画和油画作品，还有通过展示素描、景物等学生习作来反映培养美术人才所取得的成果等。如徐悲鸿策划举办的《广西全省首届美展》、《广西各界抗战募捐书画展》等，都反映了抗战时期聚集在桂林的这些艺术家抗战的决心和以画笔宣传抗战的斗志。同时，各种形式内容画展的举办不仅推动了全国抗战美术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黄新波的版画《真勇者》、《孤独》，作品富于诗意的构思和激昂的情绪控诉了日本强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如李桦的《爸爸我也要打鬼子去》、《反攻》、《上海的守卫》、《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室里》等木刻作品，表现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自己饱满的热情；蔡迪支的《桂林紧急疏散》、陆田的《宜山妇女》、武石的《联合国握手》、唐英伟的《瑶妇》等等，在当时甚至今天都是具有典型性的代表作品。

1936年 12月，周恩来到桂林视察，对桂林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一系列美术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 1936年至 1944年间的 8年里，海内外名家的云集，美术协会、团体的涌现，学习班及美术院校的成立，各种形式的绘画展览等等可谓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这些活动后因 1944年 9月湘南战局失利、广西省会撤离桂林而终止。

当年在桂林从事过抗战文化活动的著名杂文作家秦似说：“现在回过头来，又已将过去半个世纪了。桂林文化城这一段历史，对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已是陌生得很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五六十岁的人不少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桂林文化城的影响；我们更不能忘记，桂林文化城对于在抗战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桂林文化城这段历史，同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紧密相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是占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