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走进大英博物馆陈列中国展品的33号厅，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希腊馆和埃及馆那样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但当来自中国的2000件陈列品映入眼帘时，身为一名中国人，仍会为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感到自豪。但在这之后，就是对其未能被完好地留在中国而心生遗憾。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中国人到伦敦一般都会选择参观大英博物馆，而33号厅内，这样的普通话叹息和惊讶不时传入耳畔。

    圆明园珍宝不轻易示人

    33号厅并不大，但收藏的来自中国的国宝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却几乎是世所罕见。

    辗转在玻璃展柜之间，人们很容易被拉回到数千年前。一具出自东汉时期的瓷器，正在演示一种名为“六博”的游戏。游戏始于商代，兴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而鼎盛，但于东汉末年却突然神秘绝迹。玻璃柜里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安静地坐着，打着奇怪的手势，他们在想什么，今人已不得而知。苏东坡曾有“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青翁鹅山酒”的诗句，赞的是宋朝建窑的兔毫。大英博物馆内便陈放着不同的兔毫盏、瓶，而且还有黑瓷，也就是建窑瓷器中的上上品。

    大英博物馆共收藏了2.3万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除陈列出的2000件外，其余九成都存放在10个藏室中，一般游客无缘谋面。比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只有特殊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一饱眼福。它本为清宫所藏，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藏在圆明园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英军大尉基勇从圆明园中盗出并携往国外。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成为该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之一。

    敦煌壁画割痕清晰可见

    展厅中央墙上，有一幅几十平方米的敦煌壁画。三位菩萨的模样已经有些模糊，久远的鲜丽色泽也略显暗淡，但仍然真切可见的是，壁画当年被用利刃剥脱下来的道道割痕！

    《西清古鉴》中记载的一尊出自西周的卣曾经是乾隆皇帝手中把玩的稀物，如今也被放在这个遥远岛国的玻璃柜里。万历年间为宫廷特制的景泰蓝蟠龙大盘只剩下两个，一个在大英，一个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和从圆明园被掠走的文物一样，在异国他乡看到这些中国特色的珍品，很容易在感触历史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凉。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国宝级敦煌画卷及经卷多以万计。1856年到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每次都掠走大量的文献文物。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书稿中，中国现存仅三分之一，大英博物馆就藏得1.3万件。可谓，“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史”。

    “从未收到归还文物的请求”

    国宝可否归国？中国人何时在国内也可以看到自己祖先留下的灿烂遗产？

    早在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馆之初，就确立了“为世人收藏整个世界”的原则。他们对收藏来自不同国家的稀世珍品的解释是：“将不同国家的藏品放在一处，是为了显示各国人民的联系。”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的追问，大英博物馆新闻总监博尔顿仍然是同样的口吻：“大英博物馆从未收到归还文物的请求。大英博物馆将中国展品视为其作为一个世界博物馆讲述人类文明成就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实，流散在英国的中国国宝不只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不远处的大英图书馆就藏有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西方有些人将其对亚洲与非洲历史和文化的占有归结于“先进的工业文明”。这让人不禁想起美国生物学家杰瑞德·戴蒙德在《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的质问：谁说工业化就是文明？在我看来，贪婪、劫掠、偷盗就是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