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器方面来研究，齐家陶与仰韶陶是属于两个系统，我们不能说齐家陶是由仰韶陶演化而来的，也不能说仰韶陶是由齐家陶演化而来。当时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齐家文化抵达陇南的时候，甘肃仰韶文化的极盛时代已过去了。在有些地方，齐家文化便取而代之；在另外一些地方，齐家文化并没有侵入，当地的仰韶式的文化仍保守旧业，但各地逐渐各自演变，并且有时候与齐家文化相混和，相羼杂。这个假设对于目前所知道的事实，可以解释得较为满意。因为我们知道在齐家坪及朱家寨二处，齐家陶片与晚期的仰韶陶片混和在一起，但是齐家坪以齐家陶为主，而朱家寨以仰韶陶为主。又这两种陶器，在旁的遗址也有混在一起的。

刘耀同志和比林阿尔提由于研究陶器形制的结果，都以为仰韶文化要比齐家文化为早。巴尔姆格伦也承认仰韶文化中的无彩陶器，其制作的技术是比齐家陶器为幼稚拙劣，文饰也没有后者中佳品的精致。但是他依照安特生所订定的年代，以为齐家文化较早，所以只好承认这种技术的幼稚拙劣为“退化”的现象。白哈霍夫也将齐家文化放在仰韶马厂文化的后面，以为是与辛店期相关联的。甚至于安特生自己也说：“关于齐家文化的时代问题，我也很愿意将它加以可能的修改，因为这文化期的家畜事业颇为进步”。比林阿尔提也以为齐家期中家畜的进步是很清楚的证据，证明齐家文化是比罗汉堂和马家窑二处仰韶期遗址为晚。安特生似乎为他自己的假设所误；因为他假定在未被扰乱过的齐家文化层中从来没有发现过仰韶式彩陶片。他自己便记载过齐家文化层中曾发现过好几片仰韶式彩陶；其中一片是离地面深达1米半的文化层中找到的。1945年作者在齐家坪试掘时，也曾在齐家文化层中深达1米处掘到一片仰韶彩陶，这文化层除表面扰土外，是未被扰乱过的。对于这些发现，安特生的解决办法，便是假定这些彩陶片是由曾经扰乱过的文化层中出来的，不管这些文化层是确被扰过没有。这次我们发掘所得的地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这事实已有好几位学者猜度过的，提出来过的。

从前安特生初发现河南不召寨等处的无彩陶器的新石器 文化遗址时，他以为这些是比仰韶文化为早，因为他们是代表陶器绘彩技术未达到河南以前的文化。但是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研究，他现认为不召寨是比仰韶村稍晚。根据我们的新证据，安特生也许可以同样的承受齐家文化相对年代的修改。

至于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我们现仍无法加以确定。安特生最初估计它很早，以为是在公元前3500—3200年。后来有人将齐家陶与欧亚北区晚期新石器陶器作比较，推论齐家坪及不召寨的文化，不会比公元前2000年早过许多。安特生也重新估定它为公元前2500—2200年，换言之，比他从前所估计的移晚1000年。同样的，他也将仰韶文化移晚，以为是在公元前2200—1700年。但是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几个吏前遗址发掘的结果，由地层上证明在仰韶文化层和殷商文化层之间有一层龙山文化的堆积。这龙山文化是一种新石器文化，其特征是细薄光亮的黑色陶器。安特生的最新所估计的仰韶文化年代，似乎没有替这龙山文化保留余地，因为据传说殷商开国是在公元前1766年。但是我们又不能将齐家文化移早。前面已曾说过，齐家文化不会比公元前2000年早过许多。如果我们根据新证据，将齐家和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加以修改，互相倒转，这些困难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河南区域的仰韶文化一定比殷商期早过许多，至少是隔离一个黑陶文化期（即龙山文化）。甘肃区域的仰韶文化的年代和在河南区域的大致相差不远。至于齐家文化，不会比公元前2000年早过许多，但是也许是比之晚过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