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领域开始发难的，“教育革命”始终是十年“文革”中喋喋不休的话题，1968年的8月8日《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明确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而教育领域一直是“文革”的“重灾区”。“文革”末期，即1976年的9月6日毛泽东逝世的前夕，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编号为“T18”的“工农兵上大学”的邮票，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成果的赞颂。当时“T18”邮票图稿被送往“四人帮”手下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革命大批判组”征求意见时，得到的回答是“这套邮票很好，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批判了‘旧学校’的三脱离状况”。“四人帮”在高教领域的骨干分子迟群和谢静宜也对这套邮票给以首肯。在1998年发行“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之前，这套极不光彩的“T18”居然一直是新中国邮票中唯一的一套反映高等教育的邮票。但从最近浮出水面的“文革”邮票档案来看，在“文革”初期曾还有两套与“教育革命”有关的邮票已列入计划或已设计出票样，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结果胎死腹中，成为永远留在档案中的史料。

　　1968年的7月22日报纸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条“最新指示”，内容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际中去。”这一条被称成为“七·二一”的重要指示便是后来的“工农兵上大学”的序幕或起因。该指示一经发表即刻被纳入邮票选题，作为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的内容（第一套“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编号“文10”，五枚一套，1968年7月20日发行）。计划中的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共两枚，另一枚的“最新指示”为1968年6月2日公开发表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套邮票1968年8月15日经由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申光批示“原则同意”，并准备提交邮电部军管会讨论。不巧8月15日这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内容是“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在没有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即刻将其搬上邮票，三天之后即1968年8月18日居然成为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邮票得以发行。使得原先计划中的第二套“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不得不顺延成第三套。

　　当这第三套在最后敲定的前夕，1968年的8月26日的首都各大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又一条重要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还把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赠给了进驻首都高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示支持。在全国上下一片歌颂“金色的芒果”的热潮中，时为专业邮票设计人员的万维生设计出了一套三枚的纪念邮票———《颗颗芒果献真情》。计划中紧锣密鼓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和《颗颗芒果献真情》两套邮票共五枚于1968年的9月27日突然被通知计划取消，从此无声无息。同时被紧急取消发行的还有已经印好并已决定在10月1日发行的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两套共两枚。据悉这是1968年9月27日凌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落实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等指示。这次会议有效地制止了全国上下“红海洋”泛滥的局面，取消了邮票上“中国人民邮政”采用的毛泽东手书体，并初步改变了“文革”邮票大票幅、大红色的格局。“文革”邮票开始出现像《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经济建设的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