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为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仅构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还构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民俗文化，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颁布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古代民间木版画就是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
   
    追本溯源，谈及古代民间木版画，就得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受到印章与碑石雕刻等启发，以及具备了纸、墨和摩拓的基础，木版印刷的出现是很困难的，即使出现，也不会一开始就那样完善。就中国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在我国，隋唐以前，还没有印刷术。当时的文学和绘画都是直接书画于纸上的。直到隋唐出现了印刷术之后，才有了佛经木刻。到了宋朝，随着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改革，特别是毕曰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雕版印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版画艺术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由唐、五代的单纯佛经木刻进而扩展到文学艺术、经史、医学、技艺、杂类各领域。《梅花喜神谱》则是花卉画谱的先导。
   
    雕刻印刷的程序是照事先画好的稿子刻在木版上，然后以纸印刷着彩，或者套色印刷。《四美图》是宋代版画的代表作。在构思上，作者独具匠心，集汉晋时期的王昭君、班姬、赵飞燕、绿珠这四位我国历史上著称的美人于同一画面，富有戏剧性色彩。画面上四位美女都是唐朝的装饰，雍容华贵，婀娜多姿，迈着轻盈的步履在庭院里漫步、观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之间的流眄盼顾使画面前呼后应，浑然一体。此外，作者还在人物后面以栏杆、花石作背景，更加烘托出画面的华丽。同时，作者在框上精心安排了鸾凤和蔓草的图案作装饰，使画面更加丰富。

    唐代的雕版印刷制品已经非常精美，有可能是最早的遗物，便说明了这一前因后果。一千多年以来，木版印刷在中国发展很大，并且普及于民间，从雕刻文字印刷到雕刻画画印刷插图和画张，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物的复制手段。可以说，在中国出现近代印刷术之前，亦即清代前期西方的铅印、铜锌版和石印还未传入时，木版印刷是印刷的一统天下。
 
    “版刻”这个词，最早是指所有的木版雕刻，后来书籍大量印行，印画者也多起来了，因此便成为印刷书籍的专称。由于印刷的普及，到宋代便出现了“年画”这种形式，即以庶民大隶为主要对象，结合民俗节令，在新年春节所张挂的绘画，以图喜度吉祥，故而农民多称志谓“花纸”。这样，它以文人为主要对象的书籍插图（也叫绣像）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貌。本来，是因为当作一种印刷手段，画者与刻者是分工的，由于画者的身份和服务对象不同，其艺术的风格差异也就越来越大。但总的说画家只是画图，并不直接捉刀去刻。也就是说，画家不会刻，刻者不会画。这与现代艺术分类学中的“版画”是不尽相同的。
　　
    由于古代和现代民间的木版画属于“复制木刻”的性质，所以随着近代印刷术的兴起，这种印刷手段已不再被采用，由原来的泱泱大河变成了涓涓细流，仅仅被当作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为人们所看重，其范围显然是大大地缩小。特别是近现代的民间木版画，虽然仍有一部分人使用和欣赏，但为数不多，较多是当作一种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研究。从这方面说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民间木版画主项是“年画”，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的主流。因此也就以年画为中心逐渐向外推展，将一些非年画的东西归入“年画”之中。这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资料也越来越多了，面对着庞杂的木版画的现象，就不得不重新进行分类，以利于更深入的进行研究，使之有一个清楚系统的概念。
　　
    从中国传统的木版画分类来看，涉及到一个关于产地和销售方式的问题。由于它的形象性和易于传播的特点，有些是与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并不纯是为了欣赏，因而覆盖面很宽，品类特别复杂。从制作规模与具体应用来看，小的可以小到像个图章，大的能够大到一米多高。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南宋时的杭州在春节之前就卖“等身门神”。这些大小不同的印刷品，有的是“三代宗亲”（祖先轴）和神像，属人供奉；有的是传说戏剧故事和美人童子画，供人欣赏；有的是结合岁时节日和红白事所做的应节之物与仪式用品；也有的用来装饰环境、包装商品等。可以说，在过去人们生活的方面，几乎都有相应的木版画存在。

　这里所讲的木版画，是指所有带图像性的印刷品。因此，它的制作者很广，既包括专业的艺人，也包括专业的农民，城镇居民其传播的方式也很多有的开设专门的画店并附设作坊；有的在纸店、杂货店理发售；有的为农民闲时所作，过节时拿到集市、庙会上出卖；还有的是寺院、道观；药铺、商店所散发的瑞符、贺帖、重阳旗、传单等。由此可以看出，在人与木版画之间，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多元关系。

　如果将以上情况综合起来，则重于应用、形式和艺术特进行归纳，可将中国传统的民间木版画分作十二大类五十多种。如：门神类、年画类、窗画类、灯画类、幡画类、神像类、纸马类、插图类、扎糊类、印记类、游艺类和其他类，凡自具特点而不属于以上十一类者，均归此类。如龙凰契（龙凤礼书、天地帖，都是订婚或结婚的证书），吉祥符（除邪免灾，求子得喜，镇宅平安，多为道士所发），版印扇面（做折扇用），版印绣稿（供刺绣使用的印稿）等。
　　
    以上十二大类五十多个品种，所列项目也可能有遗漏，还有待于以后补充和修改。然而，即使如此，仅就这个粗略的分类来看，已是洋洋大观，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及其普及的广度，都是任何艺术所无法相比的，“年画”一词更是无法概括。这里提出用“木版画”一词来涵盖整体的初衷。
 
    这样一来，在木版画的概念中，原来所称的“年画”就变成被隶属的一个子目。这样分类，并没有使真正的年画受到损伤，相反的其面目更为清秀了，因为摆脱了那些非年画的干扰。
　　
    纵观中国木版画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历经千年，样式很多，但是发展并不平衡，其层次也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从这一关系上说，年画一开始就带有领先的地位，成为民间木版画的代表。南宋辽金时期在山西临汾刻印的《四美图》（即《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和《关公图》（即《义勇武安王位》）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藏日本的一批苏州桃花坞之前的年画，大约清代前期的作品，其制作之精，被公认为是中国民间年画史上的顶峰之作，并且取得了雅俗共赏的妙趣。可以说，在各个时期的民间木版画中，还没有哪种形式能够与年画相比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提到民间木版画，首先便想到年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木版画的整体而言，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普遍开花，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形式，几乎遍及每个城市。只是那些较复杂的作品和规模较大的作坊设在大城市中，或是集中在某个地区。如晚清时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因为这是一些手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经济发达，成为周边很大一片地区的中心，便于木版画（特别是木版年画）的推销发展。由于生产的量大，销售的面广，常常来形成了自己的发行网络，可以说是“领地”，我称它为“文化圈”。
 
    谈及中国民间的传统木版画，它不仅是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而且蕴含着人民大众无比丰富的情趣理念和审美思想，因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