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较好的校点本出版在前，却熟视无睹、继续重复；不问版本源流与优劣，也不详细调查现有的研究成果，胡乱抓住一种本子匆忙点完了事。  

　　近年来我国的古籍整理成绩斐然：从1981年至今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超过八千种，占建国后新版古籍总量的80％。

　　但是，随着外界环境对学术环境的干扰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学者在古籍整理中出现了功利化倾向：明明已有较好的校点本出版在前，却熟视无睹、继续重复，只是玩弄一些拆合句子或改句号为逗号的把戏，甚至干些偷梁换柱的勾当；还有一些学者校点古籍的行径更为可笑，根本不问版本源流与优劣，也不详细调查现有的研究成果，胡乱抓住一种本子匆忙点完了事。这种本子只能贻害学林。凡此种种，皆可称之为“伪校点”。

　　齐鲁书社2002年9月出版的《清江三孔集》（系山东省古籍整理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首次对宋代文学家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诗文的合集做了校点，这本是造惠学林的美事，但是由于校点者本身的原因，却使这部著作充满着遗憾和缺陷，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伪校点”。

　　众所周知，所谓“校点”，“校勘、标点”之谓也。由于《全宋文》、《全宋诗》出版在先，标点三孔的诗文并非什么困难之事（孔平仲之文因《全宋文》未出齐的缘故需要略费心思），这样，真正能体现出《清江三孔集》校点本学术价值的应是校勘部分，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示，目前所存的《清江三孔集》明清善本就有十几种之多。稍作调查即可发现，最早的本子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明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存二十二卷），最全的本子是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清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我想校点《清江三孔集》是不应该绕开这两种本子的。

　　而齐鲁书社版《清江三孔集》的校点者对版本源流一概不谈，仅仅使用了四库全书本，却声言这是“今存的三孔诗文集的最善本”，校点者的蒙眼呓语令人吃惊，因为四库本只有30卷，少了孔平仲10卷文章，并非足本，并且错讹缺漏甚多，“最善”二字可以免谈。那么是校点者无知和外行吗？也不是，据说校点者曾出版过《训诂学纲要》一类的著作，基本的治学方法和工夫应该具备，只要翻一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或者看一看祝尚书先生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李春梅的《清江孔氏著述考》（《宋代文化研究》第十辑，线装书局2001年版），甚至上网查一查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检索目录，这类遗憾本可以轻易避免。

　　退一步说，即使校点者承认自己是野人献曝、夏虫语冰，是否就可以免去学术道德上的指责呢？笔者以为也不能，因为校点者留下的破绽太多，难以自圆其谎。比如校点者在前言中说他不仅用了四库全书作底本，还参校了民国豫章丛书本《朝散集》、《宗伯集》，这也是欺天下无人的虚妄之言，如果他真的肯这么稍费心力，就会发现豫章本的《朝散集》比四库本多了四卷孔平仲之文，那么他整理的《清江三孔集》至少应该是三十四卷才对。即使校点者狡辩说是为了和四库本看齐而生生截掉了四卷，我们一样可以轻易发现他的作伪之处，如《清江三孔集》卷二，四库本比豫章本少了“唐太宗论”“唐明皇论”“唐文宗论”三篇文章，校点者于此并未补足；再如卷三十孔平仲《寄孙学士启》一文，校点者于“猿狖之与伍”，一句后沿袭四库本之注云：“此处后有脱文”，其实豫章本补出了脱文：“蛇虺之与居，虽文史之前陈，而明识之内竭。每有鄙泥……”。校点者如果真的参校了豫章本，就绝不会放过如此明显的差异。事实的真相是校点者根本没有看过豫章丛书本的《清江三孔集》，只是抄袭了《全宋诗》现成的校勘成果，因此在三孔诗歌的校勘中尚可装模作样，一涉及到文就露出了马脚。

　　另外，齐鲁书社版《清江三孔集》校点者对三孔生平的介绍也存在不少错误，如三孔系江西临江军新淦县（今峡江县）人，校点者沿袭《宋史》之误认为是江西新喻人，孔文仲生卒年当为公元1033—1088年，校点者沿袭《全宋诗》之误认为是1038—1088年；孔武仲生卒年是1042—1098年，《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宋史》、孔氏兄弟文集中都有不少证明材料，孔武仲《渡江集序》可推知其生于庆历二年（1042），孔平仲《祭三兄侍郎》（卷三十七）则明载孔武仲卒于元符元年（1098），这更是两个最直接和有力的证据，而校点者却闭着眼睛说孔武仲生卒年不详！

　　孔平仲生卒年虽然史无明载，但孔平仲《德化县尉何公墓志铭》（卷三十八）云：“余始年八九岁时，先君为洪州新建令”，隆庆《临江府志》卷一二称平仲父延之“宰新建，与周茂叔为僚友”，而周敦颐曾两次任职洪州：一在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1040—1044），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孔延之庆历四年尚在钦州军事推官任上，并帮助杜杞平定了区希范的叛乱，显然宰新建不在此时；一在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1054—1056），任洪州南昌县令，因此可断知孔延之任新建令的时间不会超过嘉祐元年，又孔平仲《祭周茂叔文》（卷三十七）言“童蒙之岁，随宦于洪，论父之执，贤莫如公……二十年间，再觌（原为“者”，据国家图书馆明抄本改）长者……如何今归，乃吊公子”，周敦颐卒于熙宁六年（1073），前推二十年，恰是至和元年（1054），这应该是孔延之任新建令的时间，按此时平仲八、九岁计，其生年为庆历六年或七年（1046或1047）。另孔平仲的《史馆陈公诗序》（卷三十五）作于崇宁元年（1102）五月望日，《宋会要辑稿》第九十九册亦载崇宁元年八月，孔平仲管勾衮州太极观，《宋史》载“党论再起，罢，主管兖州景灵宫，卒。”崇宁元年后，现存史料没有发现孔平仲活动之迹，因此其卒年可暂定为崇宁二年（1103）。如果校点者点的是足本，结合其他材料，不难推断出孔平仲生卒的大致时期，不至于仍以“不详”二字搪塞。

　　校点者学术上的懒惰和不诚实使《清江三孔集》成了“断臂”——可惜不是维纳斯，既浪费了国家的资助，也欺骗了读者，学术界本应是社会良心的形象大使，可惜总有人让它含耻蒙羞。也许有人以为笔者批评过苛，缺乏宽厚仁和之心，但目前学术界作伪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伪注、伪校点、伪观点等此伏彼起，不下猛药，焉治顽疾？

　　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古籍史料被电子文本版，使这种作伪愈来愈容易。举例来说，四库全书现在已经出现电子版，并且可以下载，如果只是就四库全书中的书籍去做标点，而不做版本校勘研究的话，一部书大约几天即可点成。面对如此局面，古籍整理是否需要重新规范自己，在质量上狠下功夫呢？如建立专家审察制度，并在每部著作后列上审察专家名单，如果出版著作被证实属于假冒伪劣产品，除对作者本人有相应惩罚外，专家也应负担一定责任。

　　学术界的打假绝不可心慈手软。（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