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青花——一般指康熙四十年以后的器物。此时青花色调由浓艳青翠，逐渐向浅淡灰暗过渡。由于青料及烧造的原因，青花有晕散现象。一些仿永乐、宣德时期绘画风格的青花笔筒，多出现在这个时期。

　　按胎釉特征分期：康熙笔筒的胎釉，从总体特征上看可用一个“硬”字概括。不仅胎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而且胎体份量较重，均为其它各朝所不具。按其胎釉特征不同，同样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

　　早期笔筒的胎体较厚重，制作工艺与顺治时期大致相同。特别是其釉面肥厚，白中闪青，呈现一种青白色。器物口沿处或露胎无釉，或施酱黄釉，还有的口面开有小沟槽。底足也偶有“跳刀痕”、“粘砂”和“火石红”等现象。

　　中晚期笔筒的胎体与前期相比，虽略显轻薄，但拿在手中也有沉重感。胎质更加洁白细腻，釉色洁白呈粉白色。

　　按装饰风格分期：康熙时期笔筒上，纹饰绘画极具时代特色，内容非常丰富。有山水人物、写意画鸟、以及各种图案画、戏剧人物（俗称“刀马人”）等。其装饰风格也可依早、中、晚风格变化，按三期分类。

　　早期笔筒的纹饰，与顺治时期风格大体相同，多采用平涂手法。以怪兽、怪石图案居多，多见纹饰与题字相配的画面。

　　中期笔筒纹饰风格呈现多样化，画风明显受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以耕织图、戏剧人物图，或文学著作中的人物为瓷绘题材的画面上，人物绘画得相当生动。康熙二十年以后，笔筒上又流行书写诗词辞赋。早在唐宋之时，瓷器上即以文字作装饰，并成为一种习尚。但这些文字仅限于在图案的一角，点缀以简短题句或书干支记年款。至清代康熙中期，瓷器上书写长篇诗词歌赋的文字装饰非常盛行，特别是在青、蓝釉或釉里红笔筒上，常能看到清秀规整的馆阁体小楷，或如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例如一件洒蓝釉笔筒，通体以草书临“怀素帖”。字体流畅，如行云流水，自有一气呵成之势，深得怀素草书风格。

　　在笔筒上整篇抄写的辞赋还有《圣主得贤臣颂》、《兰亭序》》、《赤壁赋》、《醉翁亭记》、《出师表》、《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四景读书乐》、《西湖十景》、《归去来辞》等文章。康熙二十五年以后，在青花笔筒上以整幅文字作装饰之风更为盛行，不仅是笔筒，在许多青花器物上，也均有诗文出现。民国时人邵蛰民即称：“青花绘山水人物笔筒及辞赋笔筒，以康熙一代为最多。画片有通景，有开光书写为赤壁赋、归去来辞、得贤臣颂”。在这些书诗词歌赋的笔筒上，以书写《圣主得贤臣颂》的文章数量最多。

　　晚期笔筒纹饰，呈现出一种用笔纤细，绘画细腻的风格。官窑瓷器上以龙凤纹为主，其次为山水、楼阁、翎毛、花卉、飞禽走兽等，画风趋向图案化。一件墨彩加绘五彩竹纹笔筒，可以作为此时的代表器。器身一面在白釉上以墨彩为主色调，绘出一丛迎风而动的篁竹，另一面则以墨彩题五言诗一首，下铃“西园”篆字方印。此笔筒融中国传统绘画中，诗、书、画、印为一体，即具水墨画的效果，又凸显文人情趣。“西园”即清朝著名画家高凤翰。

　　按器形分期：康熙笔筒早期形体一般比较高大，在故宫藏品中曾见一件大笔筒，器高达40厘米，口径也在40厘米以上。中期以后形体变矮，口径与高度大体相等。此风格一直延续至康熙晚期。

　　康熙笔筒的形制虽大小有别，但造型基本上以口足相若的直筒形为主，也偶见有撇口束腰式。如一件霁红釉笔筒，通体施红釉，器身口足外撇，腹部内收，足胫处凸起两道旋纹。此造型在康熙时期众多笔筒中，实属另类。

(康熙青花竹林七贤图笔筒)

    康熙笔筒中还有一些仿生式造型，主要为仿竹节形制。青釉釉色与造型相得益彰，大胆打破传统的造型方式，将自然界中的植物，直接作为造型的范本，其丰富的想象力与精湛的成型技巧，也令人拍案称奇。

　　康熙笔筒的底足，一般为宽窄不等的璧形底，也有双圈足、三足或无釉平底式。以一件釉里红变形寿字笔筒为例，器身虽呈直筒形，但底足下以三个灵芝形足相承，使造型产生一种变化感。

　　按款识分期：康熙笔筒上的款识，早期基本无本朝年款，器物上大量使用斋堂款、花押款、图记款等，这是当时社会背景所致。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产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康熙年款最早出现在康熙二十年以后的器物上，主要为楷书款，并成为一种定制。

　　中期笔筒上的款识，以六字双行双圈款居多，还有各种干支纪年款。

　　晚期笔筒上的款识，出现了六字三行款和伪托款等。伪托款以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成化年制”的款识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