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物在未进博物馆、被确定为文物之前，其本身必然有个传递过程，即由生产制造者——销售经营者——拥有使用者——持物者，这个大致传递过程就是流传经过。持物者指的是最后捐献、出售给博物馆的联系人。联系人可能是拥有使用者，或销售经营者；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或两者合一。流传经过必须真实可靠，符合每个经手人的情况，特别是要符合拥有使用者的情况。
假冒伪造文物没有真实可靠的传递过程，持物者可能编造胡说，必然出现矛盾和破绽，从而成为我们辨别判断真伪的一个方面。
当遇到一件社会流散文物时，首先要问持物者，此物从何而来，与拥有使用者什么关系，拥有使用者现在的状况如何等。如果是真正的器物，必然讲得合情合理，即使出现一些矛盾，也容易解释清楚。如果是假冒伪造文物，就会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例如“何叔衡用过的钢笔”。１９８５年纪念何叔衡牺牲５０周年，江西一位青年持一枝派克钢笔来京捐献，说是何叔衡牺牲前所用。该钢笔已破旧，美国上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产品。当问及此笔从何而来时，捐献者一会儿说是他父亲与何叔衡一起工作过，送他父亲的；再问他姓字名谁，从事过什么工作，如何认识何叔衡的，这位青年支支吾吾讲不清楚，又改口说是老师给他的。追问到最后说了实话，他是一名大学生，读到纪念何叔衡的文章，突发异想，在朋友家发现一枝旧钢笔，要过来，编造为何叔衡的，趁放假到北京玩玩，捐献之后可能给报销火车票，但他没想到证集者问得这么详细。
其次遇到一件流散文物时，要由物推断拥有使用者，看有没有使用的基础条件。一些经历简单的器物，持物者说是捡来或者买来的，上面又有明显的标识，就无法继续深问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由器物的某些特点来推断原拥有使用者，一些假冒伪造物也会露馅。
例如“郑振铎读过的《毛选》第四卷”。该郑《毛选》竖排本，已破旧，读过的痕迹很重，封面右下角和扉页上盖有“郑振铎章”印记，持物者说是从旧书店买来的，其他问题不好再问下去。只好再仔细观察该卷，见封底版权页上注明“一九六○年九月第一版”。然后再查郑振铎先生的简历。“１８８９年生于福建长乐，解放后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７日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１９５８年郑先生已逝世，不可能看到１９６０年出版的《毛选》第四卷。再经过与郑先生的印章核查，字体规格出入太大，根本不是郑先生的。为此事又到旧书店查出售者，出售者也叫“郑振铎”，原来是同名同姓。捐献者误认该卷《毛选》为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所有。
再次，按物的流传过程进行追踪调查。在收集文物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没有具体了解人，持物者是单位和部门，拥有使用者是群体，用过之后随意丢弃。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追踪调查，查看每个细节和过程，假冒伪造文物就会露出端倪。
例如“泰兴登城连用过的过桥板”。泰兴登城连确实是英雄连队，战功赫赫。电影、电视、报刊都宣传过。１９７４年“泰兴登城连用过的过桥板”成为宣传热点，“过桥板”就被当成文物。看到照片便有怀疑，文章介绍说是“门板”，并不像门板。随后找到文章的作者和拍摄者，问询有关情况，他们根本讲不清“门板”的来历。为搞清来源，笔者追踪调查，最后到泰兴县桥头大队才弄清原委。到桥头大队，笔者被大队长带到一个中年妇女家，她过世的公婆曾是支前模范，“过桥板”就是她公婆遗留下来的。在院内真的看到“过桥板”，“过桥板”由三块板组成，长短不齐，薄厚不均，最长２４０厘米，宽１０多厘米，厚３厘米。笔者说，这不是“门板”呀。那个妇女说，哪里是“门板”，是阁楼板。三个月前，部队来拍电影，向她要门板，她家门板已换成玻璃门，随手从阁楼上抽掉三块板钉在一起，就成了“门板”，送回来之后，一人放不上去，就放在院子里。至此“过桥板”真相大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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