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一度沸腾。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行的秋季拍卖会最后一场，拍卖师突然停下手里的小槌，宣布说，拍卖成交总额已经达到了2亿人民币。拍卖场里，甚至出现了背着书包的大学生，他们也凑了小几万块钱，指望在字画投资上拣漏。这种全民“热昏”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赝品，往年的赝品也趁着大好形势纷纷现身。很多买家，手里攥着钱，却辨认不出他们想要的真品。

    与书画相比，中国的名人书信因为造假难度高，行情反而一直相当稳定。一封真正的名人书信，当年的信封、信笺、邮戳、邮票，这些凑在一起，缺一不可。而且，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信件几乎是唯一的交流工具，信的内容往往情真意切，比任何传记都更加直接地还原当时生活情态。所以，一封傅雷家书可以从人民币小几千块，一直追到4万块。去年年底，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七封情书更是拍到了37.4万元的高价。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名人书信都是名人或名人后代自己拿出来的。中国庞大的废品回收站系统和脸色黝黑的拾荒者，是这些书信得以见人的“终端”。他们的脉络像巴黎地下世界一样，星罗棋布，有条不紊。这是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却频频有致富神话爆发的世界。

    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穿街走巷的废品回收者，都严格划分了“管辖范围”，有的甚至还像报社记者一样有各自的奔跑“条线”。北京的废品回收总头目，心里有一张堪比google earth的文化名人分布地图。一些老翻译家、著名学者居住的小区里，每天的垃圾都有专人负责翻拣。市面上多见的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写给翻译家董先生的信札，就是董先生家的保姆不慎当垃圾丢出来的。等到保姆追出门，拣垃圾的人早已不知去向。现在钱钟书先生的一页普通信札，市价是人民币5000以上。

    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就住在我家小区里，据说她家的垃圾也没有被放过。当代文化名人往来的书信，也有价值啊。有经验的人说，连着十天去翻垃圾，可能都没发现啥东西，第十一次，偏偏有货。在中国，做这一行的，头上哪天掉馅饼，谁又说得准呢？

    和每日的坚持不懈相比，最令拾荒者开怀的是遇到那些中国老牌出版社和杂志社搬家。出版社往往将仓库里的东西整体打包，当作废品卖出来。所有打包的箱子不能翻看，一口价：10万块。这时候要考验拾荒者的眼力和胆魄，这10万块的废品里面，可能什么也没有。可能就有几通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价值人民币100万的信札，有胡适、徐志摩的信手涂鸦。

    如果在这些废品箱子里面掘到宝，中国的拾荒同行便艳羡地称那些人“大出来了，大出来了”（发达了），一边兴奋地加大着自己手里的拾荒力度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