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杨益言和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共同将《红岩》的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红岩》是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以解放前夕的重庆为背景，讴歌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自1961年出版以来，总印数超过一千万册，先后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还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上演。《红岩》在写作过程中几易其稿，也就有几个版本的手稿，可惜因为历史原因，大多没有留下来，这次捐出的手稿是由罗夫人收藏的。手稿捱过了“文革”，现在在现代文学馆受到礼遇，也算是善得其终了。那么，其他“红色经典”的手稿现在又在何处呢？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几个关于手稿的故事


　　“红色经典”的手稿现在各有去处，有的是被一些单位收藏，如《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高玉宝》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林海雪原》在山东省图书馆。有的还在作家本人或其后人手中，如《苦菜花》、《三家巷》等，还有的已经在各个历史时期很遗憾地遗失了，如赵树理的多数作品，《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了几个关于手稿的悲欢故事。 

　　冯德英的故事可谓悲喜交集。冯德英的几部作品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手稿还给了他，最开始山东省博物馆来要，冯德英把其中几部都给了，但留下了“三花”作个纪念。“文革”期间，他的家几次被抄，所有的文稿、信件、图书都在劫难逃，有的是被冯德英自己焚毁的，有的被造反派当场撕毁、烧毁，有的被没收，统统不知所终。“文革”后，冯德英一次偶然的机会到一个破黑仓库去取东西，意外地发现了一包布满灰尘的书稿，正是《苦菜花》手稿。但其他的山菊、迎春“两朵花”，早已不知所终，而省博物馆里的手稿经过动乱，也从此没了音讯。 

　　最让人感到悲痛的是赵树理的故事。赵树理曾任中国文联常委，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1965年回山西文联工作。他的部分手稿，除丢失遗落的外，都放在山西老家，结果“文革”期间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少数被抄走的也不知所终，留下了终身的遗憾。赵树理本人也于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致死。 

　　当然，最幸运、也最有意思的手稿是高玉宝的《高玉宝》，它至今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那是一部奇特的手稿，不但有字，还有很多图画和符号，高玉宝曾经在《高玉宝》续集出版时说到自己当年的写作情况。 

　　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利用部队在长沙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他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这天，他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就蹲着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有时间，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哪怕十分、八分钟，也坐在路边上写一两句话。 

　　高玉宝当时写小说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事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到处问人，这样好几天也写不出几句话来。写出来的也都是七扭八歪不成行，难看极了。但宣传股长鼓励他写下去，还教他学字，给他笔，给他订个像样的大本子，并在上面题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 

　　不会写字，又怎么写书呢？高玉宝想了个“笨”办法，不会写的就“画”。比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蒋介石的“蒋”字不会写，就根据他是秃头的特征，画个光头脑袋；“群”字不会写，就画一串小圈圈代替；“杀”字不会写，就画一个人头，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就更好办了，画一个人脸，在脸上点几个小点儿，活脱脱一个甲骨文的“哭”字。手稿中还有很多字划了圈，记者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写作时，有些字无法用图形和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当时只好画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后来学了字，再添进那圈圈里去。就这样，形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奇特、也最有价值的作家手稿。 

　　《高玉宝》一共写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20多万字，高玉宝为此累得吐了血。小说最早于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1955年4月20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半夜鸡叫》和《孙家屯的哭声》可谓耳熟能详。 

　　高玉宝196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后来还写了两部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以及80多万字的《高玉宝》续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枝独秀


　　在所有手稿收集单位中，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最“牛”的，收藏了大量近现代中国作家的珍贵手稿，红色经典中重要的如《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不在其囊中，最近，又加上了杨益言捐出的《红岩》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征集室主任刘屏介绍说：现代文学馆在1983年筹备建馆之时就开始向作家或他们的后人征集手稿，1985年3月26日正式建馆时就有了这个征集室，最早找的是当时还在世的梁斌，现代文学馆派人找到天津，他很支持文学馆的工作，把《红旗谱》及其续篇《播火记》、《烽烟图》都捐了。上海的吴强主动找到北京，说《红日》的手稿丢了，不过电影剧本手稿还在，可以捐给现代文学馆。丁玲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受到冲击，被诬蔑为“叛徒”，许多东西都被抄走了，后来平反了，部分手稿又还了回来。后来她的家人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捐给了现代文学馆。现代文学馆与设在湖南的丁玲纪念馆现在还在努力寻找丁玲其他已经遗失的手稿。 

　　杨沫手稿的情况大同小异。经过“文革”，她的《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手稿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她与丈夫李蕴昌、女儿徐然商量，把“三歌”手稿主动捐献给现代文学馆。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保存室的设备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不但恒温、恒湿，而且防火、防虫、防水、防盗、防紫外线，24小时电视监控和红外线监控，几乎做到了万无一失，该馆收藏的手稿目前没有任何损坏现象。 

　　现代文学馆目前还只能起到一个保存手稿的作用，国外的手稿研究很热，但中国限于条件，目前还不发达，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一般情况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少数专业研究人员，才能凭介绍信“一睹庐山真面目”，一般人都是无缘一见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出版“红色经典”作品最集中的三大出版社，但这三家出版社目前都没有收藏哪怕一部手稿。人文社的情况好一点，据总编室主任张淑贤介绍，人文社原来还收集了作家的部分手稿，后来在“文革”中失散了很多，“文革”后，凡是留下的都经过整理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张认为，重要作品的手稿保存不同于一般的档案管理，保存手稿需要一定的设备条件，如湿度、温度控制等，一般的出版社是做不好这个工作的，还是由国家统一安排、调度比较好。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总编室副主任常女士无奈地说，中青社当时出版书，大多数手稿在排版后就还给了作者，少数因为种种原因，保存在社里，但后来经历了“文革”，中青社被下令停业，整个出版社都搬到农村去了，很多资料、文件、手稿都毁于一旦。1975年刚刚恢复业务时，研究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查禁的图书，但都是通过以前的老版本重排，无一通过手稿。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编室的郭主任介绍说，他们同样没有收藏任何作品的手稿，因为按照规定，图书出版后手稿必须还给作者本人。 

　　别的单位收集手稿同样困难，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曾经想收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手稿，建立“自由陈列室”（周立波的笔名“立波”取自英语Lib e r－ty（自由）的汉语音译），但没有如愿，现在其手稿已不知去向。各省收集的困难，首先是本省作家手稿有限，有的还被国家有关部门拿了去，收藏不成规模；其次，收藏条件有限，不能很好地保护岁月久长的手稿。 

　　
作家本人：收藏意识不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老作家并没有收藏自己手稿的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手稿是“文物”，大多只是想留作纪念。“三花”作者冯德英的手稿现在只剩下了《苦菜花》。冯德英老家的威海档案馆早就跟冯老说过，想要保管这部手稿，还有一些拍卖公司也来找过，但冯德英决定再看看。他个人并不重视手稿的价值，认为只要书出版了就行了，手稿只是草稿，对别人没有什么意义，至多自己作个纪念罢了，是个“敝帚自珍”的意思。 

　　而马烽更“绝”，他的《吕梁英雄传》手稿早在发表时就“扔了”。那时，《吕梁英雄传》写一期，就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期，手稿也就丢一期。记者本来还以为是报社记者编辑不负责任，把他的手稿丢了，一问，原来他自己就是《大公报》的人，是他自己没在意，觉得文章发表就行了，改得潦潦草草的手稿就顺手扔了。马烽现在手头倒还有《刘胡兰传》的手稿，山西省委宣传部曾经动议过想建立一个山西籍著名作家的手稿及历史资料陈列室，要收《刘胡兰传》，但后来也没有下文了。马烽想自己把《刘胡兰传》手稿留着作个纪念，至于最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很可能会捐给现代文学馆。 

　　杨益言介绍说，《红岩》在写作过程中几易其稿，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要把手稿保存下来，有时候修改时就把前一稿的文字剪剪贴贴地毁了。这次捐出的手稿是其中侥幸完整留下的一稿，一直由罗广斌的遗孀保存着，这次捐献出来，作为自己给建党80周年的礼物，也是自己的一片心意。 

　　
收藏界：缺乏规范


　　北京的收藏家张巍巍告诉记者，手稿收藏有很多门道，手稿和古旧图书收藏一样，要注意防灰、防潮、防热、防压、防虫。否则受潮、受热会使手稿生霉、泛黄、字迹褪化，从而影响品相。手稿应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有条件的要直立，不宜平放，更不要重压。阴雨时、烈日下不宜翻看手稿，在多雨季节和黄梅天到来之前，应选择一晴好天气，将手稿翻阅通风一遍，然后放入塑料袋以避潮。从纸张来说，越是从前的纸含酸量越少，也就保存得越久，但以前的墨水不好，字褪色很厉害，特别是在南方，一方面湿度大，特别是在雨季，曲黄霉菌多，书稿经常要晒一晒，但在太阳直射下，墨水很容易受紫外线影响而淡化，甚至消失。当然，现在科学进步，有一种能恢复已消失字迹的药水，但这种药水，一来是拥有的单位少，目前好像就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二来药水对纸张又有腐蚀性，有一利必有一弊。　　

　　重要作家的手稿收藏在国外很热，国外著名作家的手稿，一般都保留在其后人手里，或是在作者去世时进行拍卖。中国目前没有关于“红色经典”著作拍卖的先例，但多数收藏家都认为，“红色经典”手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它生动地反映了党和共和国的一段历史，所以不容忽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手稿已经成为了历史，并成为今天众多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对象，而且往往有价无货。只可惜有价值，却没有规范，也缺货，目前中国没有个人从事这一另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