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境内的陶瓷考古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青瓷、彩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各类窑址均有发现。其中尤以青瓷所占的比例最大，创烧时代最早。本文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拟对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原因作一探索，并兼论其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

　　一、早期窑址概况及青瓷产品例证

　　1、东阳窑

　　东阳窑位于衡阳市南郊东阳乡境内的湘江东岸。它是衡阳境内较大的青瓷窑场之一。窑场南北长十余公里，大小窑堆五十余座。其中以高山村蒋家祠窑和扬托村瓦钵蔸窑的遗物最为丰富，堆积厚度达五至八米。过去因行政区划的原故，被分称为“蒋家祠窑”和“车江窑”两处，实则该两处窑址的产品造型、胎釉、纹饰、工艺均为一致，加上窑址所在地现在都处于东阳乡辖境内，故以“东阳窑”称之。
　　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最早的有刻花壶、瓶、尊、坛等。举其尊为例：形制为荷叶边喇叭口，折肩收腹，小圈足，外壁刻有莲花纹。这种花口造型的器物，多见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但北宋早期圈足器的足呈高而直的形态，小圈足不见；北宋后期器物在装饰上则因受北方青瓷耀州瓷产品的影响，普遍采用模印技术，刻花装饰的技法逐渐被取代。既然东阳窑的刻花青瓷尊不具备有北宋青瓷器的诸类典型特征，那么它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在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还出土了一种葵花碗，从形制上看，它的烧制时代亦较早。该器作五出葵口，卷沿，平底微凹，圆饼底，碗的内心作圆块状。圆饼底的器足在初唐器物中很常见，碗内心作圆块状露胎的制法相似，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承续的关系。鉴于葵口器的作法产生于晚唐时期，那么东阳窑的这种碗的时代绝不会跨前于晚唐时期，又因为器底作圆饼状，它比北宋早期碗类器的高圈足和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碗类器的矮宽圈足更显得古拙原始，那么它的时代应在宋代之前，由此推知，东阳窑的青瓷葵口碗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时期。
　　1981年，衡阳市博物馆配合筑路工程清理了该窑场内的一座龙窑，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大中年”、“至和二年”等纪年铭款的擂棒。除了未见与“太平三年”时代风格相符的典型器物外，唐末五代至北宋的瓷片则散布于整个窑场。

　　2、衡阳窑

　　衡阳窑位于衡阳市北郊新安乡和茶山镇两地的湘江河沿岸。岸东有茶山镇的浏阳河、梁家河、罗汉寺、江家河等处窑址；岸西有新安乡的泥基台、瓦子堆、窑堆等处窑址，这是衡阳境内发现最早的一处青瓷窑场，故以城市地名而命名。
　　衡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大体能证实的有碗形口印花高足杯，侈口鼓腹圈足壶、喇叭口蛋圆腹圈足壶、敞口扁腹圈足壶。在长沙发掘的一批五代(楚)墓中，“这些实物大部分与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和铅钱共存。极个别也出土晚唐‘会昌开元’钱及南唐‘唐国通宝’”①由于墓葬出土的衡阳窑器物有货币与之共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衡阳窑青瓷产品创烧年代的依据。《旧唐书.武宗纪》和《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并毁佛像、钟磬等令各州铸造铜钱。这就是大量铸行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会昌开元”钱;“乾封泉宝”大铁钱、铅钱则是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自行铸造流通的地方性货币；至于“唐国通宝”钱的使用期根据《资治通鉴·后周纪》所载，其开始使用于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衡阳窑青瓷产品的烧制时代应为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

　　3、湘江窑

　　湘江窑位于衡山县西南贺家乡湘江村的西岸。沿湘江而下，有枫树河、赵家堆、细堆子、成家滩几处窑址。在湘江沿线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宽半公里的窑场范围内，四处散布有窑具和瓷器残片，该窑场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彩瓷，因彩瓷的烧制时代较晚，内容又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故从略。
　　湘江窑的青瓷产品中，早期器物的造型、胎釉、纹饰、工艺与东阳窑、衡阳窑的早期青瓷产品各种特征同出一辙。所以，关于湘江窑的创烧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与有纪年物和纪年墓葬出土的东阳、衡阳二窑的产品比较研究。东阳窑早期烧制的外壁刻莲花纹的青瓷壶和衡阳窑早期烧制的喇叭口鼓腹圈足壶，在湘江窑中均有发现。由此可知，湘江窑的创烧期应与东阳窑、衡阳窑的创烧期相当，均为唐末五代时期。
　　在对衡阳境内各青瓷窑址的调查工作中，比上述三窑创烧时代更早的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衡阳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开始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早期形成时期。

　　二、早期青瓷窑场形成的原因

　　1、历史环境湖南地区古代制瓷业，在唐末五代之前，主要集中在岳阳湘阴、长沙铜官一带。东晋时期，岳阳的湘阴窑就生产出了大量成熟的青瓷产品，入唐之后，其质地更臻完善，故被唐朝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一书中，冠以“岳州窑”之名，列位全国青瓷器第四，中唐兴盛的长沙窑承袭了岳州窑的工艺技术，又在此基础上独创了釉下彩绘的新工艺，设计出种类繁多、题材丰富的装饰纹样，获得国内外广大用户的喜爱。近年来，各名城巨港大量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和残片，充分表明了长沙窑青瓷产品在当时的商业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帝位数易，断致使战争连年不断，湖南也不例外，据《新五代史·楚世家》记载：当时割据湖南的楚王马殷曾先后与吴王杨行密、荆南高季昌、朗州雷彦恭在浏阳口、沙头、平江一带兴兵交战;其子马希范即王位后，又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在龙山、澧县两地兵戎相见。五代后期，马希广、马希萼为争王位，在益阳、湘阴、武陵、汉寿、岳阳、长沙等地大起干戈。所以，整个唐末五代时期内，湘北、湘中、湘西等地都处于战争的扰乱之中。长之沙、岳州二窑的生产因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尽管战争给当时的湖南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和手工业生产的衰落状况，然而作为统治政权的马楚割据势力，为了支付其军队、政权的开支和统治者的个人靡费，不可一日无经济收入，从当时湖南的经济状况来看，以经营茶叶所获利润最大，于是马殷“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②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的畅销，人们对各类青瓷茶具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大。但日趋衰落的岳州、长沙二窑已无力提供足够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户求，于是另辟窑场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间题。
　　窑场的选址，除了考虑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等二因素外，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是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从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各地的社会局势来看，湘北、湘中的战争经年频发，湘西也曾受到战争的骚乱，唯有湘南地区自光化二年(公元899)马殷克连、即、郴、衡、道、永诸州以后，南部地区一直未遭到战争的破坏，以后马殷又夺取了桂管的广、桂、容、邑等州和安南郡，其子马希范在位时，云南、贵州的各部落酋长纷纷率众归附，③使得湘南以南的地区及南部边邻省份的一大片土地处于一种和宁的气氛之中，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制瓷工匠选择湘南的重镇衡州作为新的瓷业生产基地，在其境内辟造了新的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制瓷生产。

　　2、地理条件

　　衡阳之所以被辟为新的窑场，是因为该地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发达的销售途径。
　　从东阳、衡阳、湘江三窑的地理位置来看，东阳、衡阳二窑距当时的衡州治所(今衡阳市)不逾十五公里，湘江窑与衡山县治相距也仅十余公里，三窑都处在湘江流域中段的丘陵地带上，窑址地面有茂密的森林，地底蕴藏着大量的高岭土，附近有湘江和沟恤渠道，为制瓷业的生产提供了燃料、原料和水源的供给。从销售途径来看，湘江是当时中国水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地区与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的各著名的贸易港城。这为衡阳青瓷器销售于湖南以外其它省份，提供了可能。因现在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故不敢揣度，但在长沙等地墓葬出土的衡阳青瓷产品，④已证明衡阳古代青瓷器在整个湖南已获得畅销的情况，衡阳青瓷窑场的早期产品还通过与湘江勾连的耒水、米水、蒸水、春陵水而运往湘南的各个州县和沿岸商埠，并顺江北下运至湘中、湘北地区，从而占据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瓷器销售的绝大部分市场。
　　正因为衡阳青瓷窑场在全国政局动荡的形势下，仍然依仗本地区相对安宁的条件发展生产，并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因此其生产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奠定了它在湖南古代制瓷业的重要地位。

　　三、早期青瓷窑场的地位和影响

　　唐宋五代时期衡阳创烧的这批青瓷窑场，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为满足人们物资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承担了过去岳州窑和长沙窑所担负的生产职能，完成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制瓷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对岳州窑、长沙窑及衡阳早期青瓷窑场的调查发掘工作中，至今尚能看出这种迹象。
　　岳州窑和长沙窑出土的所有瓷器和残片中，绝大多数属于晚唐以前的器物，而唐末五代时期的器物标本极少。这充分说明岳州、长沙二窑在唐末五代时期已开始衰落。⑤与之相反的是，在衡阳境内，却发现了规模颇大的东阳、衡阳、湘江几处唐末五代时期创烧的青瓷窑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除了本身具有的时代特征外，墓葬或窑址中还有纪年物与衡阳早期烧制的青瓷器共存，为其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在东阳窑场的蒋家祠，我们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纪年铭款的擂棒，然而，在衡阳早期青瓷产品中，却未发现同时期的的器物。所以，笔者认为这件擂棒是外迁至衡阳制瓷工匠携来之物。这亦说明瓷业工匠从事生产活动地点的转移。
　　另外，我们还从截至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有关湖南陶瓷考古资料中知道，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的瓷窑有岳州、长沙、东阳、衡阳、湘江及岳阳鹿角窑等处。⑥岳州、长沙二窑的情况如前所述，它们已进入了衰落阶段，岳阳鹿角落窑尽管窑场面积达十六平方公里，但其规模仍大大地小于衡阳古代的青瓷窑场，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生产的青瓷产品，绝大多数成之于衡阳诸窑场。换言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衡阳青瓷窑场，已成为湖南当时的制瓷中心。
　　北宋建立后，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瓷业的生产比其它行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两宋时期湖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以衡阳青瓷窑场的扩大最为突出.在此期间，衡阳境内先后创立了衡山糖铺窑、衡东大源窑、衡南茶市窑、黄狮窑、青冲窑、祁东归阳窑、衡阳演破窑、市郊白沙窑等一大批古窑址。它们与早期青瓷窑场共同形成了衡阳古代青瓷窑群。尽管同时于湖南其它地方还兴起了零陵黄阳司窑、汩罗营田窑、益阳窑、长沙窑头冲窑等处，但若与衡阳境内的古代青瓷窑群比较，则犹恐不及了。
　　衡阳古代青瓷窑场自唐大中年创烧，唐末五代时期即为湖南的制瓷中心，北宋时期青瓷生产更是发展到了极盛阶段，以后渐趋衰落，南宋末至元代停烧，其间历时四百余年。四百年间，衡阳青瓷窑场烧制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湖南人民的物质生活，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至今残存于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一百余处遗物堆积，仍能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翔实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