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统一中国前夕已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其时在1278年。元代统治者对制瓷业的高度重视由此可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先生发表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年2期上的《元代窑事小考》一文说到:“景德镇元代官窑烧造瓷器是，有命则供，否，则止。”这一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陶瓷界谁也无法从出土或传世的元瓷中严格地区分出何为官窑?何为民窑?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在达维特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古瓷中发现了“至正型”象耳瓶，从而使人们对元代青花瓷的认识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瓶颈部题铭:“信州路玉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北，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全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揭示了它只是一个平民定烧之瓷。可以这样说:元代青花瓷的明确断代，仅仅使人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青花瓷在元代已经烧造成功并且已经普及。

　　近些年，对元代五彩瓷的研究成为陶瓷界的一个热点。苦于存在实物稀少，研究很难深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从日本人长各布乐尔·藤冈了一主编的《世界陶瓷全集·明》一书中分离出一个高28厘米，绘有缠枝花釉上五彩的玉壶春瓶，将它定为元代，足见眼力非凡。此瓶彩图已收入其《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文物》月刊1994年2期，张英先生《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一文发表后，反应热烈。该刊同年8期上曹淦源先生《“至正年制”款彩瓷碗与嘉靖红绿彩瓷》一文持不同意见，认为:“至正年制”款是罕见的寄托款。该刊同年9期张英先生又写得《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一文，并刊出了“至正年制”彩瓷碗的相片。对这个碗不敢抱肯定态度者，恐怕决非曹淦源一人。而我对它是举双手赞成的。理由如下:

　　其一，假如“至正年制”彩瓷碗确系墓中出土无疑，那么，从墓葬年代推断，它是至正十二年以前的产品，完全排除了明代的可能。

　　其二，古瓷研究，从“胎、釉、纹、形、铭”五方面统盘考虑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若偏重某一、二个方面，比如，造型和纹饰，很可能陷入迷茫甚至误入歧途，因为，类似的造型和纹饰可以延续多代，尤其纹饰，某些传统题材，虽然各个朝代有些差别，但要将相近的年代加以严格的区分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有些人把存世实物较多而看熟悉了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彩瓷推而广之，总认为把一些新发现。不熟悉的器物归入此类才较放心。其实，在古瓷研究上，我们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的思想为什么要宥于俗成而不能自拨呢?对于新发现的器物，在没有过硬的理由将其定为仿品时，为什么不能大胆地加以肯定呢?退一步说，倘若我们认错了一件瓷器，难道天会塌下来吗?我看绝对不会!因此，胆子还是大一点为好。相反，倘若胆子太小，对新发现的重要器物误判为仿品，倒很可能遗恨千古，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其三:“至正年制”款，由于是首次发现。对从未寓目之物，产生一点怀疑，本来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我们能静心地想一想寄托款为什么会出现，就能解开心中这个困惑。寄托款的产生原因，很多述著中均未阐述。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常识性的问题。瓷器作为一种商品，制造商的着眼点是利润。如同现代商品仿冒名牌的情况一样，寄托款是在本朝瓷器的质量不及前朝时才产生的。比如，宣德青花瓷为后世推崇，明、清二代宣德寄托款瓷就有较多发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所生产的瓷器，虽然不及成化，但早超过元代，因此，就没有必要去假冒元代的产品了，世上那有这样的傻子，把自己的高档商品贴上低档商标的事?再说，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到了明代，汉人才夺得政权，不久，竟有人去怀念异族，去写上什么“至正年制”的年款，这不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这是有悖情理之事。

　　综上所说，“至正年制”五彩碗是一件有明确记年，值得研究和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珍贵古瓷。

　　元代五彩瓷，我也藏得二件，现将拙藏公诸于世，愿与藏友共同探讨研究。
　　拙藏之一，该盘直径16厘米，足径8厘米，高3厘米。盘心红彩草书“杏花香千里”似与江西高安县窖藏出土之元青花高足杯里心所题草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之风格类同。盘中涩圈外红彩描绘了二组笛、鼓状器物，内填黄彩和蓝彩，似为暗八仙图。该盘，可称之为“俗甚”，依我之见，当为民窑产品。

　　拙藏之二，该盘直径为11厘米，足径7厘米，高2.3厘米。毛口，白釉地，盘边沿上下各二道红彩圈，其间又对称为八格，其中四格涂以绿彩又在中心留出一块白色勾有红色简单纹饰。另外四格，上部是半朵红色葵花，下部二片绿叶衬托。这些图案给人的感觉是原始、粗糙和唐宋以来的传统纹饰差异太大，似非汉族所爱之纹饰也。更令人叫奇的是，盘中红色双圈内，三行手写体蒙文，似红蛇飞舞，遒劲有力。带蒙文铭的元代彩瓷，从未见诸报导，足见极为稀少。元代一度使用八巴思文，古越龙泉窑青瓷上曾有发现，而此为老蒙文，虽请教多人，尚无人认得也就难解其意了。查阅史料，元末明初曹昭所著《格古要论·古窑器》曰:“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且润尤佳，其价高于定。元朝烧小足印柱者，内在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由此可知，“毛口”瓷有史料印证，定为元瓷绝无疑问。顺便说一下，上述这段史料，陶友撰文时常常引用，但是，由于每人理解不一，诠释其意时产生差异。例如，有人把“新烧者”理解为洪武而非指元瓷，反驳别人的立论。而我认为:即便如此理解又何妨?众所周知:瓷器的烧造技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洪武时已见之瓷，难道早二、三十的元末就不能有吗?我认为，对古籍的理解，一定要通贯其意，而不能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否则，此风一盛，实堪忧也!

　　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元代五彩瓷器虽然不多，但他们显示了元代五彩瓷的大致面貌。而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则为“至正年制”碗和拙藏之蒙文盘。因为，这二件带有铭文的五彩瓷，无疑应归入“御土窑”，即元代官窑也。对于毛口蒙文盘，我推测它是元代初年所烧，因为，此盘纹饰似为蒙人所爱，而后烧毛口是宋、金时代北方定窑所常用，后来就不见了。这类小盘的存世，证实了陶瓷界多数学者早已认同的观点，即:景德镇元代釉上彩的烧造是在宋、金时期北方磁州窑系和定窑白釉上加红、黄、绿三彩的基础上移植过来的。对于双重圈内的蒙文铭小瓷盘的面世到“至正年制”汉字楷书款的发现。似乎使我们找到了元代御土窑铭文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这二件元代五彩瓷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1、明、清二代最常使用的标准官款及双重圈内楷书款是明代始创?还是继承元代而来。我认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2、陶瓷界多数人认为:青花瓷的烧造成功在先，彩瓷烧造成功在后的看法，实际上仅仅是只拿明、清瓷器来做研究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这个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分析元代瓷器，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已发现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约二百多件元代青花瓷器上未曾见过双重圈内记年铭?对于这个问题，我做如下大胆推测:明、清以来为人们所推崇的青花瓷，在元代虽然早已烧造成熟并已普及，但是当时它的身价可能不及彩瓷，至少在元代统治者眼里是如此，所以，元代青花瓷存世较多，其中尽管不乏制作精美者，却从不书写官款。而彩瓷则非一般人唾手可得，才书写官款。彩瓷的烧造成功，其时间上应该较青花瓷为早，只是产量较小而已。元代彩瓷是继承唐、宋的三彩而来。北方磁州窑系和定窑的宋三彩瓷器，因有实物存在，人们确信无疑。而我认为:彩瓷的出现应早于宋代，应该可以追溯到唐代。

　　时至今日，我们对元瓷尚未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我认为，研究元瓷意义十分重大。景德镇官窑创始于元代。元、明、清官窑瓷器的情况，除清代因为年代近，存世的文字资料丰富、实物较多容易明白外，明代，至少是明初的情况还不大清楚。因此，探究元瓷可以使我们承上启下，即上承唐、宋、下启明、清，为更系统地了解景德镇历代瓷器的烧造情况理出头绪。从而使中国瓷器，这株举世公认优秀文化奇葩，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