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霍州窑
　　山西拥有丰富的制瓷原料和燃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瓷区之一。目前山西已发现古瓷窑址约70余处，始烧于唐而衰落于明清，以金元时期最盛。山西古窑由于地处冀、豫、陕、蒙等省区诸多著名大窑场之间，因此在制瓷工艺上大量吸收各地的精华，并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既兼容并蓄，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陶瓷文化。
　　宋元时期的山西各窑口所烧瓷器品种丰富，白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类。说到山西烧造的白瓷，就不能不提及霍州窑。霍州窑是宋元时期山西地区的一处重要窑口，又名陈村窑、霍窑、西窑、彭窑等，是山西众多窑口中见诸于文献记载最多的一处。
　　有趣的是，文献中凡提到霍州窑必与定窑相联系。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记述较为详细：“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日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唯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卖古董者称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价购之……”彭窑应当属霍州窑中较大的一个窑场。明人屠隆的《文房清玩》、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和清人程哲的《蓉槎蠡说》等书对霍州窑均有述及。其他如《陶说》《留青日札》《砚山斋杂记》《文房肆考》等书也有记述。古董商多把霍州窑瓷作为定窑瓷器来卖，以获取超额利润。霍州窑的白釉瓷确有近似定窑的地方，部分精细品与定窑器相比毫不逊色，但作为一个大窑口，霍州窑自身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格古要论》中记述的“折腰样”，以及明人高廉在《燕闲清赏笺》中提到的“凡口皆滑”(即无“芒口”)等等。
　　
　　窑址概况
　　霍州窑遗址位于霍州市西南白龙镇陈村以南的汾河西岸台地上。经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多次调查，其文化内涵日臻清晰，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地表尚保存有较完整的晚期馒头形窑炉，以及用于阴干器坯的砖券窑洞等遗迹。断面文化层清晰可辨，内含有丰富的瓷片和窑具。该窑所制瓷器有白釉、黑釉等，以白釉最具特色。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划花、酱褐彩画花等。器型多见碗、盘、罐、高足杯等。所见器物口沿均施釉，不同于定窑由于覆烧而形成的“芒口”。窑具可见有支钉等。器物烧造方式有叠烧和支烧，叠烧即多件器物摞在一起入窑烧制，为防止上一件器物底足与下一件器物内壁粘连，往往将器内底部刮出一周涩圈并施化妆土；支烧即在上一件器物底足附以数量不等的细小支钉，使之与下一件器物相隔离，以防粘连，因此盘、碟类器物往往内底留有支钉痕迹。霍州窑的支钉一般有3～6个，以5支钉居多。
　　白釉瓷又有细瓷与粗瓷之分。粗瓷属于低档瓷，数量最多，胎厚，多施半截釉，且施釉不匀，釉色普遍偏黄或偏灰。多为素面，有的有酱褐彩画花，图案有植物、动物纹及文字等。细白瓷可以说代表了霍州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其胎土淘制精细，胎色极白，体轻薄，叩之声清脆，施釉薄而均匀，釉色白度较高。其造型轻巧，工艺精湛，显得颇高贵。碗类器物内壁近底心处多有涩圈一周。装饰手法以印花为主，极为纤细的线条组成各种图案。有相当一部分霍窑细白瓷运用了类似定窑的印花和刻花等装饰，内容主要有海水、花草、大雁、鱼、鹿等，内底有涩圈的器物，在中心往往印有细密的轮花，地方特色鲜明。北京元大都居址和杭州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的大量珍贵遗物中就伴出有霍州窑瓷器，可见它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么“不甚值钱”，而同样是专供上层社会使用的一种高档瓷。
　　
　　霍州窑细白瓷的鉴定特征
　　通过对以上几件典型器物的描述，我们认为霍州窑细白瓷中有一部分无论胎釉还是装饰，与定窑白瓷都有相似之处，应当是仿造定窑的产品。但霍州窑比定窑胎薄体轻，小巧玲珑；烧造工艺则采用涩圈叠烧和支钉叠烧，因此器物没有“芒口”，出现涩圈和支钉痕。定窑则采用支圈覆烧，为防止器物粘连，口沿部分不施釉而形成“芒口”；在施釉方式上，往往外壁施釉不到底，圈足内也无釉。釉色有的极白，有的白中泛黄或泛青，釉面光亮者乃是上品。再有，霍州窑印花图案极纤细的线条构成也为一大特色。
　　霍州窑遗址发现虽然已近30年，但还没有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仅从采集到的标本不可能全面地认识整个瓷窑的时代特点。相信通过科学发掘，会对霍州窑的研究带来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