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牙雕即中国明清时代的象牙雕刻，其作品种类繁多，小自扇骨、香熏、花插、笔筒，大至花卉盆景、山水人物、巨型龙舟、连幅围屏等。当时象牙、犀角雕刻和竹木、金石雕刻并没有严格的分工，许多工艺家对加工各种质地的材料均得心应手，如明代的鲍天成、濮仲谦，清代的尤通、尚均等，都是这样的多面手。所以明清牙雕更易于吸收他种雕刻技法的长处。故宫博物院所藏明象牙雕松荫策杖图笔筒、明象牙雕岁寒三友笔筒，都明显地受到竹刻名家铲地法、毛雕法的影响。上海博物馆所藏明象牙圆雕公服冠带人物坐像、故宫博物院所藏明象牙圆雕观音送子像、明象牙圆雕双龙戏水笔架、明象牙浮雕双螭荔枝方盒，都是明代象牙雕刻的代表作。

    清代的象牙雕刻有江南和广东两大流派。江南嘉定派的刻竹名家如封锡禄、封锡璋、封始岐、封始镐、施天璋等都在造办处“牙作”当差。还有顾继臣、叶鼎新、陆曙明、李裔广、张丙文也是江南的象牙雕刻名匠。嘉定派竹刻艺人所雕牙器，如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雕山水笔筒、象牙雕罗汉渡海图臂格、松鼠葡萄笔洗等，与他们所制竹木逸品同样奇峭清新，气韵生动。广东派的牙雕匠师有陈祖章、屠魁胜、陈观泉、司徒胜、董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等人。陈祖章自雍正七年（1729）开始在造办处当差，故宫博物院所藏“牙雕月曼清游册”就是他领衔署款的。但陈氏博采众长，没有只突出表现广东派的风格，而是受明代“周注百宝嵌”的影响，经过与造办处当差的各派名家的合作，使这件象牙雕刻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的代表。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雕渔乐图笔筒的作者黄振效虽是广东人，但他的作品师承封氏，完全是嘉定派竹刻的风格。　

    广东的象牙雕刻以纤细精美为特征，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灯、象牙席，据载都是广东制品。象牙灯的构件除框、柱、顶、檠、底托之外，其照明部分是把极薄的象牙片精雕细刻成为小网眼，灯上并有茜色象牙图案装饰。象牙席是先用特制工具做出象牙丝，然后编织而成。从这两件典型广东象牙制器来看，可以知道故宫博物院所藏象牙镂雕花篮、象牙镂雕万年青香囊、象牙镂雕大吉葫芦式花熏、象牙丝编织纨扇一类器物都应属于广东派的作品。清代的象牙雕刻和其他工艺美术作品的发展一样，在雍正、乾隆时期发展到了高峰。

    中国象牙雕刻经过数几千年的发展，清代中期陆续形成了若干个相对集中的中心生产地，主要以广州、苏州、北京为代表。各个中心生产地之间既在题材和形式上保持着各地的风格特色，同时又互相渗透，在技术上有交流。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交通便捷，讯息技术的发展，各地牙雕艺人频繁交往，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各地区的地方牙雕的色彩，一方面在增加，形成了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四个主要地区，其他还有天津、福州、乐清等地，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风格也逐渐的淡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精细工整，玲珑剔透的广州牙雕 以广州为代表，故称之广州牙雕。广州牙雕工艺有悠久的历史，富有装饰性，素以精细工整、玲珑剔透而闻名于世。广州地处南方沿海，气候温和湿润，非常适宜质地细腻的象牙精雕细刻，层层雕镂，而作品又不易脆裂。所以，广州地区的象牙雕刻工艺早在秦代已经开始，至晋代还出现了象牙编织的精湛工艺，据“晋书”记载：“车永为广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簟”。

    清康熙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惟一港口，使得东南亚等地的象牙大量输入广州，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为牙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广东牙雕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成为全国之冠。正如岭南画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一样，粤派牙雕在清代牙雕艺坛上也是别具一格的。据“广州通志”载：“谚曰：苏州样，广州匠。香犀、象、蜃、玳瑁、竹、木、藤、锡诸器俱甲天下。”从传世广东牙雕之多，技艺之精，做工之繁，可窥其规模远远超过苏、宁、嘉、杭等地的牙雕行业。从清代广东牙雕这个侧面可以充分说明：广东工艺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而有别于内廷、北京以及苏、宁、扬、杭的工艺美术的艺术格调。这时已不是“苏州样，广州匠”，而是“广州样”向全国扩散了。牙雕工艺更是如此。从“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清档”的记载来看，至迟从雍正年间（1723—1735）起至咸丰年间（1851—1861）为止，在这百几十年中，广东始终为内廷提供牙匠。在造办处多则六名，少则两名，留下了陈祖章、李裔唐、萧汉振、黄振效，杨维占、陈观泉、司徒胜、黄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陈琛、莫成纪、杨志、黄庆等十五位牙雕匠师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