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石雕 

    继二里头文化之后，是二里冈文化，代表商代中期的遗存。这时的石器生产仍占重要地位，当时盛行各种陶塑制品，却罕见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直到殷墟文化时期，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石雕艺术又重新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晚商著名的人物雕像，还有出自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的臼石人残像，殷墟妇好墓的376号石人。这些人物刻画细致，服饰发式清晰可辨，是古代雕刻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表现,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观摹的范本。
   
    商代社会中盛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动物也是时人崇拜的神灵，因而石雕艺术家尤其善于表现形形色色的动物世界。大型的动物石雕多见于王都安阳殷。侯家庄出土的石鸭，造型粗重，周身有线刻纹饰，是一种不拘泥原形的再创造，其尖喙和突目勾活了猛禽的本质特征和凶狠的个性，其余细部皆被略去，其下双足粗细不一，是为了支撑平衡，也避免了单调感，其身上的羽毛和双翼则用线刻纹表示：这种于圆雕造型中融入图案装饰的手法，是商代雕塑区别于史前雕塑而形成独自风格的显著特点。
 
    从文化特征、宗教的强化以及艺术风格的变化，我们也可察觉到商周社会与原始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出土于殷墟侯家庄的1001号大墓的白色大理石兽首人身跽坐像，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转折。这尊石雕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司芬克斯”。古代埃及法老王和神灵的化身，源自古代的图腾崇拜。由于原始人都把自己的神圣祖先想像塑造成某种动物神灵，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便自然而然地把最有权威原君王——祖神化身为人兽的混合体。
 
    晚商大型石雕的造型通常洗练而抽象，并体现了商周艺术特有的华丽的图案装饰风格。但是晚商石雕风格并不单纯。商代艺术既有其神秘庄严狞厉的一面，也有表现艺术家热爱生活和向往自然的一面。
   
    此外，商代石雕还具有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那就是石雕开始融入建筑艺术的行列，从此，它就成为古代宫廷、陵园和各种大型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周代的石雕 

    周承殷制，西周至东周初期并没有产生什么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与商代一样，周代的玉、石工艺品制作都是在同一作坊里进行的，所以我们在西周至东周初的礼器中，也发现有石雕作品。其类型有璧、环、璜、圭、璋、琮以及戈、斧、戚、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这些器物是人微言轻标志贵族身份等级尊卑的礼器，所以制作都十分精美。

    大孔的璧环类石雕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常见的装饰品了，进入文明时代，加工日趋精致，在艺术品表达的观念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光是标志身份等级的礼器，而且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仪纲常和伦理道德的观念。

    西周缺乏风格样式突出的石雕作品，我们认为这与周人的禁欲思想和敬天保民的守成态度有关，但是随着各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行春秋战国以后，前期在石雕艺术上沉闷无为的格局便被打破。面对着政治变革和战争风云的洗礼，孔子曾发出过“礼崩乐坏”的哀叹，然而事实上旧世界的动荡却促进了中原列国的繁荣，开明的政治也鼓舞了先民们在各个领域内进行创造的勇气，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也进行了一个真正伟大的复兴时期。

      春秋战国的石雕 

    春秋战国的石雕虽然罕见独立的作品，但石雕的技艺却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例如，周代所制的礼乐器石磬，已作成精美规整的磬折的形式，它们不仅合乎音律，而且音域逐渐丰富宽广，从而形成所谓“编磬”，有专业的击磬乐手，这是古代石雕造型艺术促进古代乐舞发展的明证。

    先秦文字有一项突出的功能，那就是书史记事，但它们通常都是被镌刻在青铜器上的。到了春秋，刻石文字开始与石雕艺术融为一体，陕西凤翔发现的秦襄公时代的10个石鼓，就属于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春秋战国开始流行的肖形印，事实上也是古代石雕技法在雕刻印章中的移植。肖形印有一部分印文属美术化了的古汉字，是石雕线刻和浅浮雕技术在印文镂刻中的应用，也是先秦古石雕成就的一个缩影。
   
    从前述的秦石鼓，我们已知秦人在春秋战国的石刻艺术领域中独树一帜。事实上，秦人还在王宫陵园中采用石雕作建筑的装饰点缀，如在陕西凤翔西村的秦雍都的宫室陵园旧址中，就曾发现过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秦昭王在兴建咸阳横桥的过程中，还令人雕刻镇水石牛和三尊石人水尺。进入秦始皇时代，中国的石雕艺术又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