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将珍藏了23年的一枚商代凸弦纹铜镜，无偿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由此填补了上博在古铜镜收藏方面的一个空白。 　　这面铜镜，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本人在甘肃平凉工作时，从一家废品站，与一堆古钱币一起购得的。镜子保存完好，直径约6.8厘米，厚0.1——0.2厘米；镜面微凸，有淡淡水银光泽，其背面设桥形钮，钮高0.54厘米，钮外饰双凸弦纹两周，弦纹间饰疏密有度的竖短线。铜镜重35克，形制、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镜相似。 　　商代镜十分罕见。1934年12月23日在河南安阳侯家庄1005号殷墓出土一枚，引起学术界极大轰动，被称之为“重要发现”；把中国铸镜史“又向前推展了几百年”。 　　铜镜在商代的使用并不普遍，只有地位极高者才会持有，是一种相当稀罕的物品。所以，“在数千座殷墓中，只在两个墓中发现五面。也就是说，出铜镜的墓还不到已发掘的墓葬总数的千分之一”。（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1984年版）因此，甘肃平凉发现商代铜镜的消息自1991年见诸专业杂志后，立即引起文物考古界重视，此后凡有关中国早期青铜镜的论文，都必然会提到这面来自甘肃的商代凸弦纹镜。 　　由于商代镜历来稀少，所以，拥有宝物无数的上海博物馆，尽管战国至清的历代铜镜种类齐全、精品纷呈，可在商代铜镜收藏方面难免出现缺憾。而商朝，在中国青铜镜铸造史上举足轻重，因此，少了商代镜，其实也就意味着空缺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