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新中国历史上各大事件频发，政局起浮动荡的多事之秋。1976年，1月、7月、9月，相继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新中国的政治巨人去世，使得亿万民众顿时陷入无尽的悲伤与恐惧之中。是年7月28日凌晨3时，一场被国际社会认定为20世纪世界十大自然灾害损失之首的唐山7.8级超大地震，不仅摧毁了唐山市，夺去二十多万条生命，也波及到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辽宁等华北、东北的广大地区。更有甚着，它给本来就伤感脆弱的当时的共和国追加了沉重的一击！天灾未完，人祸又至。发生在当年的清明节前后悼念周总理的民众追思活动，演变成民众讨罚“四人帮”逆贼，“四人帮”假借“首都民兵”之手残酷镇压群众，并借此篡党夺权的政治事件。“欲悲闻鬼叫，我哭豺浪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在当时集中反映民声民怨的“天安门诗抄”，成为那个灰暗时代记忆的见证。是年的金秋十月，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代表的“四人帮”的逆行走到了尽头，北京、上海以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的上千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用“三公一母”的螃蟹下酒纵欢，《祝酒歌》和《锈金匾》的流行传唱，发泄着亿万民众在集体无意识中积压多年的怨愤与豪情，也标志着几乎耗尽共和国的财力、物力、人力、精神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悲伤历史的结束，另一个预示着诸多可能的新时代的开始。可以说，这一年的365天，浓缩和记载了新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忘却的诸多惊天大事，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农业等领域，发生惊天逆转的开始。没有这一年的厚重历史铺垫，就谈不上恢复高考激活高等教育，以教育和科技强国；谈不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已推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力不断提升民众逐步富余的今天；也谈不上本土现当代艺术可歌可泣的发展历史，和今天的繁荣辉煌。


　　同样，这里要说的油画《战地黄花》，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中产生的。由于这段历史的厚重积垫，也大大加重了该作品的内在和外在份量。作者张洪赞，辽宁画院的资深艺术家。以他1944年的出生计算，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自然个体，并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全部历史。他也是“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等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以及1976年发生的所有大事件的见证者。这些挥之不去的伤痛经历，成为了艺术家难能可贵的进行创作的思想财富。正如一位哲人所言，苦难对智者而言，不是负担，而是可能激励创造的宝贵财富。张洪赞拥有了这批“财富”，丰富了人生积累，是他产生大作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战地黄花》隆重而光鲜地出场，显得合情合理。作品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契机是，1977年9月，将迎来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届时将推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全国美展”。可以说，张洪赞是带着与诸多国人一样的对领袖的敬意、崇拜，和一个艺术家的丰富经历及良好储备与责任，投入到为该展览的有着量身定做意义的作品创作的。但是，作者在经历了中国政治的诸多事变，在精神、意志、价值、情感、立场不完全属于自我的前提下，在当时的文艺界普遍遵循“红、光、亮”和“高、大、全”的荒唐潮流中，在对描绘领袖人物的种种严苛的政治标准和近乎无理的对形象、形态、布局、构图等的要求中，要去追塑和神化半个世纪前领袖的风采，去完成政治压倒一切的几乎难于实现的任务，老实说，在压力大得足以使人变形的复杂情境中，要想独善其身？一个字，难！


　　《战地黄花》油画作品，取材于井冈山战役的一个胜利场面，而作品名称，则来自毛泽东的词《采桑子·重阳》。该词作于1929年10月。一个解释是：这年秋天，红四军在福建省西部汀江一带歼灭土著军阀，攻克了上杭，所以词中有“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感叹。对于九九重阳节这个民间古老的习俗，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诗人的咏叹。秋天，是登临赏菊的时节，是慨叹、惆怅、追忆的时节；韶光易逝，人生短促，譬如朝露，明日黄花蝶也悲的时节。芬芳的战地黄花在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里脱颖而出，在沉郁之气中颤动着娇嫩的花瓣，恍若初春的小花在龙钟的重阳疾速闪烁着迷人的光泽。而另一解释是：1929年6月22日在闽西龙岩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被朱德、陈毅等批评搞“家长制”，未被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杭指导地方工作，差点死于疟疾。直到11月26日，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才在上海中央（当时由周恩来主持）“9月来信”的支持下恢复职务。这首词反映了病中的复杂心情。两个均来自官方的解释有些许差异，但之间有补充，有矛盾，也有应证。不知该挑剔文献记载中的不严谨和疏漏，还是应从另一角度去理解在特殊年代和背景中，一些文献内容可以按照政治需要或添或删的隐由？好在两段解释构成了事实的整体，有助于后人的无障碍阅读。艺术家一面在着力进入几十年前的战火硝烟与诗情澎湃交织的语境，一面又自然地将亲身经验的政治历史的悲苍凝重流露于笔端。毕竞，词作者与画作者，其地位、经历、思想、认知、感悟、时空等，都存有无可比拟的差异，也决定了艺术的走向与结果存在着太多的可能性。作品以程式化的构图与娴熟的绘制技巧结合，反映井冈山斗争的重大主题，并将历史风云变幻的情境予以重塑回放。作品突出政治性在前，兼顾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在后，极力寻找政治和艺术的平衡点，真可谓煞费苦心。在该作品完成并参展的次年的1978年，《解放军画报》第2期在封面上发表了该作品，再次引起轰动与关注。另外，该作品由于附加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内容，特别是在一个不可能再重复的令数亿国人永生难忘的极端的时代背景中，为后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可供考量历史的现场证物。而由于这种证物本身的极端稀有，已大大超越了其艺术价值，成为后人不可忘却的珍藏。同时，作为一幅标志性的“红色经典”作品，如同《毛主席去安源》、《黄河颂》、《渔港新医》等作品一样，牵着人们怀念，吸引历史学家深究，被藏家看好，受市场追捧，是必然的，也将是持久的。 
 

 2008年3月于成都龙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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