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画册》  清 钱维城

 

　　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的词臣画家钱维城奉旨为避暑山庄绘图。他所需要描绘的这座始建于康熙、竣工于乾隆的塞外紫禁城，远不止是坐落于热河山谷中的一座皇家夏宫而已。一方面，依山傍水、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亭台楼阁与自然山水交融渗透，天然地吸引着追求林泉之志的文人画家；但另一方面，作为人工建造、精心设计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必然拥有帝王视角下的宏观秩序。如何将两者巧妙结合？在一套四册的《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画册》中，我们即可窥见钱维城如何调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维持精妙的平衡。

 

　　钱维城自幼随祖母陈书习画，后师从董邦达，远追“元四家”，近学“清初四王”，善用枯笔勾勒、淡墨渲染。其山水画“气象沉厚”，既有文人画的疏淡水墨韵味，又兼具工笔画的精细工整。在《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画册》中，这种艺术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静好堂》一图中，粗中带细，寥寥数笔描绘一座静立于山水翠竹中的小筑，尽显“翠屏遮户净无尘”的静谧氛围；《松鹤斋》一图建筑部分虽占据画面较大比例，但丝毫未显得生硬，山水与建筑完美融合在画面中，院内古松与四周环绕的树木里外呼应，疏密得当，功力尽显。

 

　　避暑山庄是一座被精心设计的皇家园林，承载着“融南化北于一处，移天缩地在君怀”的政治情怀。钱维城奉旨绘七十二景，不单是对建筑景色的临摹，更承托了天子通过笔墨凸显强盛国力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七十二景在具有美学载体性质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苹香沜》中，地处清朝腹地的山庄尽生北方植被，建筑却明显带有江南水乡意蕴，正如乾隆所题“塞北有江南”，是对国力强盛的委婉显露；在《丽正门》中，钱维城并非用宫廷画师的规整工笔极尽渲染建筑华丽、帝国威严，也并未完全以文人逸笔洒脱地抒发情怀，而是完美地将二者融合，既以工笔展现“岩城埤堄固金汤，詄荡门开向午阳”，又在建筑主体四周萦绕的云雾、远处若现的山林中，流露出对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气韵的追摹。

 

　　钱维城的文臣身份与美术才华相辅相成。乾隆十年，钱维城科举夺魁，因才华横溢，此后得以任职南书房、近侍天子，受命绘制皇家题材。作为文臣的钱维城既具备政治素养，又擅长丹青，他有着将皇帝抽象的政治与文化理想转化为可见图像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从众多文臣中脱颖而出。而即使在以笔服务宫廷时，钱维城依然能保有一颗文人之心，使他画中的意境不同于一般的宫廷绘画，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如《澄泉绕石》一图，饶有气势的山水铺满画面，水石相映，建筑仅在右下一隅出现。放眼观画，有动有静，泉水流动在山石间碰撞带出回响，构建出“琴筑之韵”的意境。

 

　　钱维城的画与乾隆御题诗、钤印形成了君臣酬答的交流。在精细的描摹之外，乾隆需要从画里体会到画外之物，这些画外音是一种无声的默契，除去君臣之礼，还是独属于同频师友间的共鸣。七十二景诗画册中均有乾隆御题诗与钤宝玺，是二人在画纸方寸间的神交印记。《丽正门》一图上巨大的“避暑山庄”印，是乾隆对钱维城莫大的认可；勤政殿、一片云等数图的御题诗后除“乾隆宸翰”外，均钤有“得佳趣”一印，此印在张择端《清明易简图》上亦有出现，实为一种包含赏识的互动。

 

　　钱维城《避暑山庄七十二景诗画册》一套四册，纸本水墨设色，每册装有紫檀木夹板，中嵌象牙题笺，第一、二册为康熙三十六景，为乾隆十七年所绘，第三、四册为乾隆三十六景，是乾隆十九年画。每册均为十八幅，首页为董诰书“御制避暑山庄后序”。皇权意志与文人之心，帝国蓝图与园林景致，在这套文物的方寸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和谐。

 

（作者为承德避暑山庄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