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汉魏碑刻的历史表现与当代价值
http://www.socang.com   2023-10-10 10:35   来源:中国文化报


《礼器碑》拓本  图片由作者提供


  碑在汉代之前称石刻或刻石,早期形制并不固定,西汉中晚期始有碑之雏形。东汉中晚期,碑首始定形于三式,即圆首、圭首、方首,一般有碑额,在碑的正上方中间署刻碑名,多作篆书,碑身书体为隶书。碑有座,起固定作用,称为“趺”,形成具有碑首、碑身、碑座所构成的碑刻形制。碑刻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建筑史、墓葬史难得的实物资料,也是汉字演化发展历史的实证。山东济宁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在碑刻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金石文化以汉魏碑刻为重要载体,与儒家文化、汉字艺术相互辉映,共同印证中华文明。


  济宁汉碑发展的时代背景

  济宁工商业发达、文化兴盛,两汉时期很长时间保持显著地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令汉碑、汉画展现出宏大气象。

  政治安定。西汉早期奉行“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央权力得以巩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发展生产,阶级矛盾缓和,政治趋于安定。两汉时期的济宁地区,既有郡县,又有封国,尤其东汉后,豪强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受封诸侯王的宫殿和日常生活、殡葬礼仪非常奢华,列侯、太守、县令、地主豪强也概莫能外。这些都成为碑刻存在和流行的政治背景。

  农商发展。至汉武帝时期,汉代已经建立70多年,国家没有遭遇大的自然灾害,物质生活较为丰富,民生稳定,国库充盈。济宁处在古邹鲁地区,既有山地丘陵,又有河谷平原,为民众从事农耕、渔猎、蚕织、畜养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优惠的农业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里素产桑麻,是纺织品重要产地之一,画像石中表现了纺织、络线、缫丝等场面,生活场景丰富。

  工业发达。大量石刻出现,必然需要制造铁器。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将冶铁纳入国家垄断经营范围,保障了冶铁业发展。邹鲁地区是汉代设置的铁官治所之一,工业技术发达,铁器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各方面,也为石料开凿、加工、雕刻提供了重要工具。同时,当地山体为石刻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材料。汉代碑刻上所署石工,多集中于山东西南济宁及周边地区,且碑刻形制精致多样,可见当时此地产业之成熟。

  文化繁荣。经过文、景、武帝的“文治武功”,汉朝文化获得繁荣发展。有着先天优势的济宁地区,更是文脉兴盛。鲁国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发源地,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后,即来到鲁国祭祀孔子。到汉武帝确立以儒为本的文化教育政策,这一地区更成为两汉经学研究中心,《诗学》《书学》《礼学》《春秋学》等流派鲁地居多,学业规模和影响全国最大。

  世风日盛。东汉是历史上厚葬风气最盛的时期之一,以厚葬为德行,视薄葬为不孝,灵魂不灭观念深入人心。在儒家“举孝廉”思想倡导下,厚葬和谀墓之风盛行,上行下效,社会各阶层纷纷广树墓碑、大造祠庙,到东汉中晚期出现了“碑碣云起”的景象。人们将生平、功德等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寄托永恒之念,祈愿传于后世。


  济宁金石学的发展与流变

  对汉碑的著录和研究古来有之,南北朝至唐代,就据以订史证文,但系统进行搜集研究,则始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隶续》,都大量著录济宁汉碑,他们也被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

  清乾嘉时期,济宁金石寻访、著述、修志盛况空前。“西泠八家”之一的钱塘黄易,广结翁方纲、王昶、钱大昕、毕沅、阮元等金石同好,并与寓居济宁的山西洪洞人李克正与南正炎相交,为保护济宁汉碑做出巨大贡献。同期和后世的金石学著作,多以黄易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清人徐宗幹、冯云鹓、许瀚等供职于此地,对济宁历代金石进行系统研究著录,纂修、编辑《济宁直隶州志》。史载“山左一百八州县或多或寡,此绌彼盈,惟济宁则吉金乐石各擅其胜,虽因流传者众,亦由搜辑者勤也”,可见当时济宁金石搜集之盛。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方志甚多,多辑录金石。如明代有《兖州府志》,东阿于慎行编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卷四十艺文志(二)即为秦汉至金时期碑记,包括秦邹峄山刻石文、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文(记)等。《曲阜县志》纂修始于明代,至民国年间共修7次,先后刊行5部,其中清乾隆稿由知县潘相主修,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刊行,共100卷,每种门类为一卷,其中金石单独成卷。康熙时期的《济宁州志》共10卷,志书上起古任国,下迄康熙初年,内容主要包括疆舆、田赋、官秩、学校、人物、艺文六大部分;继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后,徐宗幹又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纂修《济宁直隶州志》,咸丰七年(1857年),时任知州卢朝安取原志稿再加订正,于咸丰九年(1859年)付梓行世,其中艺文志部分列“碑目”。

  《济宁州金石志》为清道光年间徐宗幹编修,冯云鹓、许瀚等人辑录,全书共8卷,是首部总结济宁地区金石文字的专志,对清道光以前济宁州及所属金乡、嘉祥、鱼台三县所存历代钟鼎碑碣做了较详尽的记载,附有考证,加以注解并释文,内容详备,史料丰足。


  保护与传承济宁金石文化

  汉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多重信息,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挖掘汉碑历史文化内涵、弘扬其当代社会价值,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史证价值。碑可证史之阙失,“正史”著述虽为史学家在多种史料基础上淬炼而成,但就同时代成书的条件和规律,必有与史实不合或遗漏之处,甚至会有主观色彩。碑彰显于世,亦是庄重严肃之事,在某些方面相较史书所载更为丰富、客观,且汉碑分布各地,涉及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可以对照补充正史的缺失、谬误之处。

  社会价值。碑作为一种铭器,记生平、颂功德、明尊卑、警子孙,为帝王、官宦和文人士大夫所重视。汉碑的文字记录及其蕴含的立德奉公等思想,与儒家崇德尚文、孝悌廉耻的价值观念一致。用碑刻形式的图画、文字对各阶级进行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教育,具有形象具体、便于效仿、流传久远等特点,为儒家价值观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美价值。汉碑所展示的篆隶书法的发展历程,为中国书法艺术储备了系统资源,积累了丰实基础。两汉时期书法艺术繁荣,风格多样、技艺精湛、体系完备、精品众多,碑碣是重要表现载体,其中以《景君铭》《乙瑛》《礼器》《史晨》《衡方》《孔宙》诸碑最具代表性,成为书法范本。

  加强济宁汉碑及相关文物保护与研究,需要有识之士倾心作为、久久为功。2020年底,济宁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组建设立了济宁市金石文化研究院,为这项事业提供了有力平台。要做好济宁金石文化这篇大文章,一是尽快开展新的金石文化普查工作,聚集专家与人才力量,深入开展研究、著述,为编修新时代济宁金石志做好储备;二是高质量做好金石文化收集与典藏工作;三是发挥专业机构和专业协会优势,加强与西泠印社等机构合作,不断深化学术交流;四是将中华印信文化引向深入,以印信为线索彰显立信守诚的中华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使济宁成为展示诚信文化和金石文化的重要城市。

  (作者系济宁市孔孟书画院院长、一级美术师、西泠印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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