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要放进心里、落在实处

——论新时代文艺对待传统的知与行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走进苏州古城深处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意味深长地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文艺工作来说，传统不是我们的对象，传统就是我们的自身。继承传统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继承传统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涵和实践要求。

　　继承传统，首先要知道传统是什么？传统在哪儿？江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来科技文化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代，对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孙武、项羽、刘邦、枚乘、顾恺之、祖冲之、刘义庆、刘勰、萧统、范仲淹、冯梦龙、顾炎武、吴承恩、曹雪芹、刘鹗、朱自清等众位历史文化名人与江苏有关。这些历史人物及其文化经典，前后绵延2000多年，为我们勾勒了江苏传统文化的轮廓，提炼了独具特色的江苏文脉。近年来，江苏启动了一项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江苏文脉整理研究工程，并依托文脉梳理计划出版3000册的“江苏文库”，目前已出版1000余册。广博深厚的江苏文脉也构筑了今天文艺创作的底气与自信，引领文艺家从宏观格局和深邃视野来认识传统、继承传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一词被频繁指称的今天，传统也面临着泛化乃至异化的危机。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倾向是，在不少文艺管理部门和创作者眼中，继承传统就是对地方文化的渲染与叙事，他们热衷于书写地方名人、宣传地方风物、讲述地方故事，而且这个“地方”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微。文艺工作者关注地方文化乃至从地方文化取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所谓“地方文化”一旦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框范，他们的创造力就会在“地方”中凝固，可能就会在沉溺中肢解传统。因此，继承传统首先就要认识到，只有贴近文脉的传统才是文化的精髓。在这样的传统中，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承载着华夏民族的基因密码，也只有涵泳沉潜在这样的文脉源流中，才足以培育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苑英华。

　　当然，传统的流传形态也并非始终是大江大河。有时候，那些应该为我们所珍视的传统却以边缘的、微弱的方式存在，即便是存在着，也常常为我们忽视甚至冷落。这样的“传统”，偶一疏忽，转瞬即逝。2022年去世的昆曲名家张继青，1983年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当代昆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表演艺术家。梳理历史我们发现，对这位表演艺术家的研究评述只是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数年，在张庚、王朝闻、阿甲、冯牧等前辈的推动下，理论界综合运用中西戏剧理论，细致分析了以“三梦”（《牡丹亭·惊梦》《牡丹亭·寻梦》《烂柯山·痴梦》）为代表的张继青舞台表演艺术，让艺术本体回归关注重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戏曲的走向。1991年中国昆剧研究会将这些评论文章汇编出版的时候，编者还在“后记”中这样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成长的戏曲演员中，像张继青的演出这样吸引全国这么多著名戏剧家和文艺界老前辈，严肃、认真地写出高质量的评论文章（不是应时文章），实属罕见。”直到今天我们再来重读这批文献，仍有空谷足音之感。但可惜的是，高潮也是绝响。40年来，我们虽然为张继青留下了各类影像资料，但是缺少具有学术品格的完整口述历史；虽然有各种对张继青艺术人生的记述，但是缺少一部全面深刻的传记；虽然也有零星文章问世，但是缺少对张继青表演艺术的理论总结和学术提炼。我们本来可以因张继青而丰富昆曲理论、续写昆曲史传，现在斯人已逝，留下的只有空白与遗憾。继承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我们要发自内心地珍视传统，湮没者发掘之，式微者扶助之，让传统泉源汩汩注入当代创作者的心田。

　　对待传统我们还要有历史的耐心，尤其是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传统艺术，自有传统艺术的生长方式和传承规律。中华戏曲艺术已有千余年历史，其传承规律亦如顾颉刚先生所揭示的中华古史形成规律一样是“层累地造成”。在非遗保护传承的语境中，传统戏曲都兼具了“文化遗产”和“艺术生产”双重属性。因此，在今天的戏曲创作生产中，相对于大量创编新剧目，对传统剧目、保留剧目的打磨提升、常演常新具有更加基础的意义。常演常新不仅能激活戏曲艺术的“双重属性”，而且也为传统艺术融入文化现代化找到一条路径。常演常新不是将传统剧目原式原样搬演舞台，原封不动的传统剧目不应该成为今天剧场演出的主要形态。常演常新的着力点仍在于“新”，需要赋予传统剧目新的意蕴、新的形式和新的气象。编剧罗周为江苏昆剧院改编的《蝴蝶梦》即是常演常新的成功案例。新编《蝴蝶梦》突围了“庄周试妻”的传统主题，分别赋予庄周、田氏“试与被试”的双重使命，“试”与“被试”的意图与行动不仅在人物间不断反转，也在人物内心瞬间切换。“试与被试”的叠加与回环，建构了“二重荒诞”的戏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试与被试”改造了传统男性视角对故事的塑造，成为从当代价值观念出发对爱情伦理的深长叩问。罗周改编的意义，就不仅是对一部经典剧目的重新阐释，更体现了对传统艺术传承规律的真诚守望。

　　在文艺工作中，传统还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党领导文艺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构成了另一种文化传统。江苏省国画院成立于1960年3月，就在当年9月，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等一批著名画家就从古都金陵出发，开始了二万三千里写生的壮举，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激情饱满、呕心沥血地创作了一批既有鲜明时代精神，又有纯净民族特色的中国画作品。1961年5月进京举办“山河新貌”画展，引发了首都美术界的热烈反响，“新金陵画派”由此肇始。对于身临其境的一代艺术家来说，二万三千里壮游带来的思想震动、灵感激发、艺术突破是浑然一体的，正如钱松嵒先生回忆的：“美景在前，不但是眼看手追，还须有动于衷、见景生情，还要有诗人的设想，拓宽或另拓一个诗的天地……所以我认为不但是深入生活，还要打开生活，跳出圈子，海阔天空地把现象上有限的生活，化作精神意态的无穷生活。”（钱松嵒《砚边点滴》）这次采风，在画家艺术生命史和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一次采风催生了一个画派。当年文艺领导者因势利导、创造条件，尊重艺术家的主体地位，用火热的生活实感去激发艺术家的内在激情，引导文艺工作者从有限的生活走向广大的世界，由情感的变革带来艺术的变法。这一传统对今天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只有将继承传统放进心里，传统才是活着的传统；只有将继承传统落到实处，我们才能够赓续传统。新征程上的中国文艺“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只有将继承传统放进心里、落到实处，才能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高峰。

　　（作者系江苏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兼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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