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既是一位诗、书、画、印“四绝”的文人画家，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画论家。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其著述、其画论、其题跋、其书信以至其翻译，无不以文言出之，唯独其首论文人画，用白话文写了一篇《文人画的价值》，发表于1921年春出版的《绘学杂志》第二期“专论”栏，这是为什么呢？

　　重压之下

　　这要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说起。爆发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这年1月，“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二曰不摹仿古人”中，矛头直指宗宋诗派（以黄山谷为首的江西诗派）“同（治）光（绪）体”赣派魁首、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文中引录陈三立作于1914年的五律《涛园（沈瑜庆）夜过纵谈杜句》：“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后说：“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第二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论及“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时又说：“难道把郑孝胥（‘同光体’闽派代表）、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甚至说：“什么桐城派文”、“江西派的诗”，“实在不值得一驳。”

　　无独有偶。还是在1917年，以文学鼓吹推翻满清统治、宣传民主革命为宗旨的文学社团“南社”内部，发生了一次关于诗歌“尊唐”与“宗宋”的激烈论争。社长柳亚子，诗宗盛唐，不满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山谷，不满清末民初宗宋的陈三立、郑孝胥被推为现代宗师，而社员胡先骕是陈三立的诗弟子，则写信恭维“同光体”，柳亚子便写诗大骂“江西诗派”和黄山谷，引起社员姚鹓雏、闻野鹤、朱鸳雏的不满，在上海《民国日报》和《中华时报》展开了笔战。朱鸳雏尤其当仁不让，以至柳亚子竟然将他开除出“南社”。

　　面对“文学革命”被作为对象和“南社”论争被作为靶子的双重压力，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始终没有发声，被视为“同光体”诗人之一员的陈师曾则反而在4年之后，用白话文撰写了《文人画的价值》。

　　一吐为快

　　陈师曾是在重压之下认错了吗？不是。

　　1921年夏，他将《文人画的价值》改写成文言文《文人画之价值》，在论及文人画“何不稍卑其格，期于普及”时，笔锋一转，说： “此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强己能言语之童而学呱呱婴儿之泣，其可乎？”

　　言犹未尽。1923年3月10日，他在接受日本记者待晓庐幽人的来访时，纵论中国书画的现状，又申述了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看法，他说：新文学的运动轻率地丢弃了传统遗产，试图学习西方的文学，通过使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建立现代文学，但只靠白话文是不够的。许多还是在模仿古代诗歌，或者翻译西方的白话新诗，这远不能令人满足。

　　陈师曾一吐为快，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白话文的态度。

　　文化自信

　　陈师曾所言，旗帜鲜明。第一，他反对“尽改”中国文言，将文言斥之为“死文字”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第二，他也认可白话文，但他认为“只靠”白话文还不够；第三，他认为白话与文言，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白话有利于普及，文言有助于提高，白话应从文言中吸取营养。

　　于此可知，陈师曾用白话文撰写《文人画的价值》，意在普及人们对于“文人画”价值的正确认识，其底层蕴含的逻辑，如同他对中国绘画的阐述一样，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反对“丢弃”“传统遗产”，同时又重视借鉴和融通西方文化的精粹，反对全盘西化。尤其是，陈师曾撰写《文人画的价值》一文的时候，白话文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所言，已成“正宗货”，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大都是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更下令从秋季起废止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白话已俨然成为“国语”，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教育部编纂处副主任的陈师曾，亮明他对于白话文的观点，更显示了他维护和坚守传统文化的执着。

　　但毕竟，对于陈师曾来说，驾驭文言文比起白话文更为得心应手，所以，他的《文人画之价值》终于成为传世之作，其对文人画的开创性总结，吹响了传统绘画走向现代的进军号角，确立了陈师曾近现代“文人画旗手”的历史地位。

　　1919年12月，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张，陈师曾在接受日本记者待晓庐幽人的来访时也响应说：“现在最需要的是整理国故”，并未因胡适批判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同光体”诗派而否定胡适，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和虚怀若谷的学术态度，也显现了他的高尚人品。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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