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峄山刻石》（局部）

　　自古以来“品”这一概念在我国各门类艺术理论中广泛使用，书法、绘画、篆刻、文学等文艺理论中均有“品”的概念。具体到书法与篆刻理论而言，其中的“逸品”“神品”“妙品”“能品”等品评方式，都反映出古代文艺理论家对艺术作品感受、体味、析辩与反思在内的品评。书法界传播甚广的“龙门二十品”，是在3000余种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价值极高的20种。而“篆书廿九品”这一新名称，近日由中国国家画院和国家图书馆酝酿并提出，其共同主办的同名展览“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篆书廿九品新探”，既是对古代书法遗产的一次重新学习和研究，也是对篆书进行经典化新的诠释。

　　金石碑刻拓本是存续中国典籍文字与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次展览精心选取了100余件（套）商代甲骨文、先秦金文、两汉以及唐宋篆书刻石拓本，这些展品经过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名人收藏、题跋和钤印，精选自国家图书馆、北京文物交流中心等专业收藏机构，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精妙之作。

　　从篆入隶 方圆兼备

　　《西周·大克鼎》为西周晚期前段（孝王）时器物，清光绪十六年（183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家村，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和国宝级文物，大克鼎为现存西周第二大青铜鼎，来自苏州潘氏家族捐赠，又名《膳夫克鼎》。其雄伟凝重的造型，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达到巅峰的历史见证，其铭文则是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的重要历史文献。　　

　　《西周·大克鼎》器内壁一侧铸铭290字。铭文字形方整、行列严整，笔画饱满圆润、舒展流畅，是金文书风由早期雄浑转向婉约典雅的代表。该铭文被认为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是因为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此铭文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金文的典范。　　

　　《战国·秦封宗邑瓦书》于1948年出土于陕西省户县。此瓦当为陶制，正反两面刻字，字内填朱。全铭正反两面共9行计121字，为秦国策封宗邑的正式文件。此瓦出土后，曾由段绍嘉珍藏，现存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从《战国·秦封宗邑瓦书》的铭文中可明显地看到同时期金文的影响，例如结构之间的错落、揖让，个别部首还残存着大篆的写法，但学界认为，绝大多数结构和部首已经是标准的秦代小篆了。“尽管瓦书或欹或正，或大或小，但趋于规整、方正的势头却一望而知，向上或向下的线条，开始引长，呈纵势走向。如果说《石鼓文》作为秦篆文字已经有了小篆的雏形，那么这块瓦书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早期小篆的标本。”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魏杰说，处于文字演化过程中的书迹，常常具有一种兼及两种书体文字的美。《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即兼具大、小篆两种书体的美，行款流贯而错落，线条刚劲而摇曳，结体率意而多姿，是这一时期难得的佳作，在书法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

　　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这是对篆隶二体的基本分辨。在清代学者、书法家钱泳看来，二者难以对立，以方圆之异可定书作之体。而《东汉·祀三公山碑》杂糅篆隶的面貌正向世人展示了方圆兼备的审美意趣。　

　　从“篆意”到“篆法”

　　“尚法”又“尚情”

　　《东汉·祀三公山碑》为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由常山相及元氏县官民为祭祀祈福所立，全文现存187字，共10行。此碑文篆隶相兼，是由篆入隶之作，有的字还有草篆之意，书法劲古，笔锋遒劲浑厚。清代有诸多书家、金石家对其进行临摹、研究，尤以方朔评价最为详尽细致：“乍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琊台刻石》，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也斜直偏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亦非徒隶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亦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亦不能为此书也；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定独擅。”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陶瓷印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王东声认为，《祀三公山碑》包含的诸多创作因素，如笔法、章法、创作意识、探索精神等，其中最令人感动、惊叹的是其充满力量与求变的创作意识，这种新式面貌书风的出现与流传，打破了僵化的趋势，融入了抒情的因素，形成了借笔抒情的自然流露。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内在情感的表达需求，融合转化为书法创作意识的提升。这种创作意识的觉醒恰恰对现当代书法创作具有某种指导意义。　　

　　自秦汉以降，篆书因其功能偏废而日渐式微。到了唐代，因帝王重视，科举推动，书学盛行，篆书出现首次中兴，其核心人物为李阳冰。

　　此次展出的《唐·李阳冰书般若台铭》为李阳冰存世最可靠的摩崖书法，位于福州乌山，写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一共有24个字，字大的有一尺多，全文24个篆字、5个楷书小字。该刻石笔致屈曲回环，变化开阖，龙蛇盘踞，饱含苍劲之力、雄浑之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推崇说：“篆书大者唯有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

　　有学者指出，李阳冰的篆书并不是简单地对李斯小篆的继承复制，而是体现出受初唐“尚法”的影响，他的篆书与大唐盛世健全的法律制度、秩序井然的社会风气、繁荣的经济等同步，集中展现了一种“尚法”的时代特征，而这里所说的“法”作为一种规范和规则，并非简单用笔和结字技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书法整体性气质的把握。唐代书法的魅力在于在森严的法度之中表现出一种充满生机、充满力量、充满生命情意的形象，在太平盛世的唐代社会里激荡起一种“奔放飞动”“雄浑壮伟”的阳刚与豪迈。比如李阳冰的晚年作品，虽然看上去是严谨整饬的标准小篆，但其用笔浑厚朴实、张弛有度，自含意趣，结字态势飞动、圆融畅达，凸显古雅，在法度之中表现出一定的抒情性，做到了“尚法”与“尚情”的较好结合。

　　从古入今

　　探讨书法的当代评价标准

　　《甲骨文大龟版》《戌嗣子鼎》《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石鼓文》《中山王三器铭》《守丘刻石》《泰山刻石》《峄山碑》……纵观展厅中这些篆刻拓片珍品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是纯粹书写的产物，而是加入了铸造、铭刻、自然剥蚀以及拓搨等诸多的元素，从而使这些金石铭文有了更多单纯的笔墨以外的美感，这对于改变当下书法创作的单一化倾向与书写技巧的庸俗化倾向无疑具有引导作用。而展览最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不仅展示了古代的书迹，还呈现了当代书法家对范本的临摹和创作，这些在专业领域创作上有成就、有心得、有文化理想的书家通过对经典的再发掘、再认识、再思考、再创造，温故知新、学古为今。今人是从哪个角度理解古人的，理解到什么程度，都能从这场古今对话的展览中窥见一斑。

　　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提出：“展览还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性课题：即如何将金石篆籀气息在宣纸中转化出来，这也对书法创作者提出了更新的探索要求。”作为此次展览策划和筹备组重要成员，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魏广君表示：“借助‘品’——这样一个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评论方法，将‘高古典雅之美’‘雄浑苍茫之美’‘简淡超逸之美’‘奇肆奔突之美’全面呈现出来。展览旨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反对在既往的美学经验上驻足不前，通过这种重塑经典的理想，提倡另一种平等的价值取得，即对篆书，尤其是对许多新出土的篆书作品进行新的诠释和新经典化的实现。”

　　“篆书廿九品新探”是继2020年举办的“汉隶十二品新探”、2021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之后，举办的“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览。据了解，今后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还将陆续推出“隋唐刻石十五品新探”“宋元明十家二十品新探”“清十家二十品碑帖融合书法新探”“民国——新中国十家碑帖创研文献展”“当代中国十家碑帖创研文献展”等系列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说：“系列研究展旨在以学术研究推动创新创作，在理论上厘清困惑，在实践中溯本清源，力求在艺术形态不断丰富、艺术概念不断扩大的今天，再度以传统艺术评论中的品鉴方式，探讨建立书法艺术的当代评价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以展览的方式将当代书法艺术的创新创作推向人民大众，倾听观众心声，检验创作成果，在拉近与观众距离的同时，力求使书法专业与大众审美之间建立更为良性互动的关系，消除彼此隔阂，更好发挥书法艺术弘扬传统文化、引领时代审美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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