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关于艺术的功能问题，是历来最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上到国家层面上的“经国之大业”，与“美教化，助人伦”，下到个体意义上的“逸笔草草，聊以自慰”的审美疗愈，无不彰显了艺术作为“人学”的本质和作用。曾几何时，艺术家对“艺术功能”的表达变得漠不关心了，艺术俨然已经“失声”。是2020年新冠疫情让艺术应该表现什么——即艺术的功能问题，再次成为当前艺术创作的主旋律。如何让“主题性”创作,重塑新时期审美教育的形象，值得艺术家们实践。

　　 2020年，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新冠疫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交往方式，以致每个人内心都已落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反反复复的疫情，每每谈及总令人心有余悸。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艺术创作如何坚持大局意识，保持鲜明的立场和正确的导向，塑造国家、民族、社会的正面形象，发表正义的声音，彰显艺术的社会功能，是判断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是否具备家园意识与悲悯情怀的依据之一。

　　 说到艺术的社会功能，一幅艺术作品，它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什么？它想传达什么？它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等诸问题；特别是历史类、叙事类题材作品，尤其突出对其认识与教化等社会功能的要求。当然，认识与教化的问题，往往是相互交集着的；认识中有教化，教化中有认识。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二者的关系，即认识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教化，而教化反过来又促进认识的深化。我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教会人们明是非、辨善恶、别真伪，使精神得到升华，这时候所获得的审美感受要比纯粹的形式美的作品高级得多。

　　 如果说“认识”是手段，那么“教化”就是目的。

　　 2020年的一场灾难，促使人们对艺术的功能重新进行审视。艺术的样式从创作对象到存在方式都在不同的争论声中发生改变，关注“主题性”创作的呼声亦越来越高，其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即便远没有达到“经国之大业”的程度，但亦令人备受鼓舞，因为它彰显了国家在这一层面上的态度。可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抗疫”为主题的艺术创作，不仅是艺术家彰显责任，传递仁爱的行为，同时亦是处于深深焦虑与无奈中的人们的一种心理诉求。以“抗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让大众直观到现实的灾难，了解国家在抗疫方面所做的努力，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为增强大众面对困难、争取“抗疫”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现实生活最为真实的写照，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说就是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行为）”，它的教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创作源于爱与责任，创作源于泪与感动。“艺术当需向人们传递‘善’的观念，或者说教人们向善。”一幅作品之所以感动我们，不是它描绘了多悲伤的场面，以悲剧来激发我们的怜悯，而是因为这幅作品在形式上的美及其所传递出的善的信息。古人云：人品不高，则笔墨无法。隐喻笔墨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画中音，还有画外意，而这“意”尤其关乎画家的品性德行。正如以“抗疫”为内容和对象的“主题性”创作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将亿万中华儿女抗击疫情的情景谱写成一曲曲悲壮的“青春之歌”，绘制成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生命图像。这些作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相继展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不仅极大地宣传了党和国家在“抗疫”方面的正面形象，同时塑造了一批“抗疫”志士“可爱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家是在为后世“立传”呢。历来，文学艺术家作为“人类精神的引领者，这似乎是大众的一种共识。可以说，文学艺术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中，导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兴起完全得益于文学艺术的恩赐”。可见，正视艺术作品——尤其是“主题性”创作的社会功能，有利于树立典型，有利于宣传正面形象，其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及健全人之身心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艺术的社会功能。难怪王延寿说：图画可以起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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