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困图（中国画）　李可染

　　在中国画中，线条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绘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形成中国画风格的重要因素。线条绘画的发展虽由来已久，却也曲折多变。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产生的彩绘陶器上，原始社会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学会使用线条和颜色作为造型的媒介，或用颜色涂摹形象，或用线条勾其轮廓。如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于陶器的表里用红、紫、黑三色画动物形（犬、羊、蛙等）或几何纹样，这些图纹都是通过软笔手绘线条这一媒介来表现的。

　　从战国时期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中可以窥见早期的线条表现方式：一线独行，线条有力，顿挫曲折而富于节奏的起伏变化。帛画中描绘了一位凡间贵妇在神灵引导之下魂灵升天的场景，寓意性地绘出天、地、人三界，神话灵物游弋于天地之间。简单、直率的线条寥寥几笔勾勒出主体人物，画面造型简约、抽象却又很生动，真实地反映出古代社会丧葬思想的发展状况。这些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幻想情景，是无法用写实手法表现出来的。倘若借助于西画手法中那样的空间光影、肌理实感，未免太过真实，不具备感召力和令人产生无限联想与崇敬的功能。这就是中国线条的魅力，它令幻象存真于画面，绘画中的线条是人们由具体形态轮廓抽离出来的抽象事物，是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的完美结合。

　　历代画家在线条的表现方法上积累了极其宝贵而又丰富的经验。北宋李公麟擅长白描手法，线条简练，以提按、轻重、转折、回旋的手法，概括出了马匹的不同特征以及人物的不同风貌，形神毕肖，用笔明快、简练、朴实、优美，以顾恺之的“春蚕吐丝”为基础，以吴道子“吴带当风”为骨干，形成了含蓄有力、婀娜的白描风格，成为我国画史上首屈一指的白描大师。20世纪画家李可染的《午困图》人物造型古朴生动，湿笔染成的色块与枯笔线条重叠在一起，互为衬托。画家用线条描绘物象，传达自己的思想。不同画家笔下也会出现不同的用线特征，或刚健、或苍老、或古朴、或厚重、或飘逸，表达出各自的内心情感，使人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

　　在中国画的技法中，对线条的粗细疏密、墨彩的浓淡层次以及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都极为讲究，其基本技法大致分为六种，十八描就是其中之一。十八描指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描绘方法，明代邹德中的《绘事指蒙》中，载有“描法古今一十八等”，即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混描、曹衣描、钉头鼠尾描、橛头钉描、蚂蝗描、折芦描、橄榄描、枣核描、柳叶描、竹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枯柴描、蚯蚓描、行云流水描。这些线描的用笔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游丝描类：行笔慢，多以中锋出之，压力均匀，线性始终如一，变化较少，铁线描、曹衣描、琴弦描皆属于这一类，其代表画家为顾恺之。二是柳叶描类：行笔快，变化多，压力多在线条的中段，枣核描、橄榄描、行云流水描均属之，其代表是吴道子。三是减笔描类：其特点是行笔快，多用侧锋，与纸面压擦力大，压力多集中在线的一段，而又由线到面，线性变化大，竹叶描、枯柴描等皆属之，梁楷最喜用此法。

　　线条是中国画的灵魂，而线条的源头在书法，所谓“书画同源”。张彦远就曾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里极力强调书画同体的关系论：“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是也。”可见古代从事艺术研究的学者和文人们何其看重书法与绘画的关联，多次重申书法的重要价值。他又言：“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由此可见骨法用笔、笔力遒劲是一幅妙品的重要元素，书法用笔在作品中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观点，元代画家兼书法家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题诗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亦点明了书画同源的道理。谢赫亦在其“六法论”中，首先提到“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中国画中的线条借鉴书法用笔，赋予力度美感，因需布置，表现“骨力气韵”“笔墨情趣”，讲究力量的控制与虚灵运转，如锥画沙、屋漏痕这些熟知的用笔方式。

　　通观中国画之线条，有长短、曲直、刚柔、虚实、方圆、疾缓等变化。曲直对比是指线条运行过程中方向变化的灵动性。直线呈刚性，曲线显柔性，两者若合理搭配，则会使画面刚柔兼备。在用笔转折的表现上，转则圆，折则方；只方不圆则妄生圭角，只圆不方又会造成线条柔弱无力。疾缓是指行笔速度的快慢，行笔速度快，线条易率意；行笔速度慢，线条易厚重。行笔过程中，急与缓的用笔变化会增强画面的节奏感。线条的走势、节奏、穿插、体积、力量感、动感等，都能通过用笔的变化体现出来。

• 推荐关键字：中国画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