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一般是指假货，即古董及书画市场交易中以假乱真的行货。

　　书画鉴定行业中所谓的“赝品”，通常又称为“伪作”，它是指并非一名家所作，却被冠以其名的书画仿制品。

　　书画赝品最早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作伪者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目前恐怕还很难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书画的赝品，是书画家创作出来的。如果书画家没有很深的造诣及功底，很多赝品也不可能乱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绝大多数书画家，都是先从临摹名作起笔的，而把名作临摹得惟妙惟肖，几乎是大多数书画家的心愿。当一些书画家临摹成功了，一批赝品就诞生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各种书画艺术市场(如画廊、文物公司、书画拍卖会、博览会等)的出现，一些不法商利用书画赝品巧取豪夺，给书画艺术市场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今，“打假”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很多收藏者一遇到赝品便视作祸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认为低劣，不值分文。

　　其实，赝品书画，并非个个都是“劣质产品”，其价值以及在书画行业中的影响力，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书画专业人员的认同和证实。

　　赝品书画大致分四类：临摹的作品，仿造的作品，无款、无印章、无题跋的作品，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作品，笔者在此一一分述。

　　临摹的作品。只要翻开中国书画史册，就不难发现，一些具有极高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的书画“传世名作”，就是靠“摹本”(不是真迹)形式一直流传至今的。例如晋朝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世久无存。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曾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过数本，“分赐皇太子及诸王大臣”。这些唐代的勾摹本，后来又被人辗转传摹，化为千百，到了今天已不易鉴别哪些是第一代“子孙”，哪些是旁支远亲。比较著名的摹本有虞世南本、遂良(米芾诗题)本，冯承素本，传称柳公权本，清内府勾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本，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本，清高宗弘历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本等。这些历代名人书法大家临摹王羲之的作品，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不言而喻，总不能因其临摹而视若糟粕吧？

　　仿造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一些原因，历史上一些书画名家的作品相继失传，于是就出现了以仿品来替代真迹的方法，来填补书画史上某一作者代表作品的空缺。如著名的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满江红》等，字写得好，被艺术界尊为神品，但不是岳飞所为，而是明代某书法家的托名仿造。再如北京的后门造专门仿造明清以来的宫廷大家，如郎世宁、蒋廷锡等。再如扬州货，专仿造历代青绿山水画，如仿仇英《仕女游春图》，绢本，重彩画亭阁、仕女扑蝶嬉戏、一老者亭中观看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为清代中叶扬州仿品中的上品。因此，世人虽然对仿品痛恨万分，可张大千的许多伪作却备受推崇追捧，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其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的真迹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款、无印章、无题跋的作品。一幅作品，题上款，或写一首诗，盖上作者的朱红印章，或迎首章、压角章，就成了一幅完整的书画，但历代都有没落款的作品。宋代流传下来的无款画最多，多为宋画院画家所作，如《龙舟竞渡图》、《长桥卧波图》、《荷花团扇》、《寒禽图》、《凤蝶图》、《游鱼图》、《疏荷沙鸟图》等。著名的无款名画，被卖画者落上伪款，盖上伪印，就成了假画，其中有些还是神品，国宝级的。

　　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作品。例如清代袁耀的青绿山水画就曾经被作伪过。袁耀字“昭道”，而唐代著名大画家李思训的儿子小李将军名为李昭道。作伪者把袁耀的“袁”字挖掉，利用“昭道”二字与唐小李将军的名字相同，故在画的首部题上“唐小李将军”的字样，这样，就把清代袁耀的精品张冠李戴，变成唐代李昭道之作。袁耀是清代画界大家，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画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收藏研究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此幅画不是唐代李昭道的，就否认了这幅画本身的艺术成就。书画作品的真迹与赝品，是相生相灭、互为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书画界资深鉴藏家曾对后学者有过“同赝品交朋友”的忠告，足见其对赝品书画的重视程度。

　　对于文学艺术价值的高低，有人曾这样评论过：文学艺术作品的优劣分上、中、下三等，然后再给每个等级分三等，这样就是九等。这种分类非常科学，可操作性极强。笔者以为，这种分类不仅适用于文学艺术作品，也同样可以用来评论书画赝品的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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