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做肖像画

　　我曾经问约尔格·伊门道夫：“你作为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如何看待全球语境下艺术发展的现状，绘画在未来是否还有意义？”这是一个20年前学习艺术的青年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当然，如果对方是伊门道夫，这个问题就显得有些挑衅的味道了。伊门道夫反问我：“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在画画，你会说什么？难道你会说，孩子，不要画了，画画已经没有意义，不会的，你一定会说，孩子，画得好，继续画下去，越画越好。”显然，这不是我要的答案，我甚至把它当做是伊门道夫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敷衍。

　　2007年5月，听到伊门道夫在杜塞尔多夫家中去世的消息，震惊与惋惜之余，让我再次回忆起当年与他的对话，似乎突然明白，原来他是要告诉我绘画是否有意义根本不重要，绘画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传达感知与爱的方式，只要人类存在，绘画就会永远存在。

　　相信绘画永远存在的还有卢西安·弗洛伊德，一个堂吉柯德式的画室囚徒，在去世前一天还在画室工作，虔诚地描述他眼中撕开皮肉的身躯和深藏内心的灵魂，他从来不画订件，当然女王伊丽莎白是个例外，只是他让女王等了6年，去他画室72次最终为女王画了一张二十多厘米的肖像。他只画他想画的人，模特里有朋友，书店管理员，甚至还有小偷。他说“艺术家永远不要成为自己的囚徒、风格的囚徒、名誉的囚徒，大笔财富的囚徒。”最终，弗洛伊德成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当代画家，他影响了全世界，也影响了80年代的刘小东。作为当代中国最棒的油画家之一，刘小东坦言“我为自己作品里有弗洛伊德的影子感到荣幸。”

　　200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按事先的约定，我跟刘小东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的休息室见面了，讨论他在《当代学院艺术》上要发的文章。几天前，他的《三峡大移民》刚刚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是北京双年展最大的绘画作品，似乎就是从《三峡大移民》开始，其创作开始转向社会公共事件和全球生存问题的关注。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始终关注小人物命运，《违章》中挤在货车上的民工，眼神呆滞、木讷，半裸的身躯没有带来丝毫的羞耻感，眼前的城市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一群没有名字的劳动者。在《猪》这张作品里，刘小东采用隐喻的方式，即将送到屠宰场的猪与远处水泥格子楼房中的人，同框的处境与命运，不知道哪个更值得同情……我与刘小东的对话发表在《当代学院艺术》第二期，文章中原本有一段关于青年艺术家培养的内容后来被删掉了，刘小东跟我说，那段话有点儿伤人，坚持做艺术确实很不容易，当年他刚刚毕业，要是卖不了画，也得去美术班代课，能画到今天，算是运气。

　　我的老师徐福厚先生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后来，我也经常跟周围的学生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艺术做好，是不是能靠艺术卖钱就看运气了。的确，美术史里艺术家运气好的不多，马萨乔、拉斐尔、凡高、莫迪里阿尼……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了，凡高更是至死也没有卖掉一件作品。马蒂斯算是高寿的，经历战争与动荡，晚年他只能坐在轮椅上用一根长竹竿在墙上作画。1972年2月25日，罗斯科在曼哈顿寓所的浴缸里割腕自杀了，之前，他刚为小八角教堂画了黑板型的作品，站在画前，人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与过去的艺术家命运不同，今天的艺术家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正是因为选择能够反映出一个艺术家对于自己的良知是否负责，是否悲天悯人，是否无私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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