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随着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第四次发掘工作的结束，国内一批知名专家十分兴奋地宣布了一个令世界陶瓷界振奋的消息：数百年来被历史尘封、被厚土湮没的汝窑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被找到。于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世人广泛关注。当年，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项目再度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翌年，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宋代汝窑遗址，对于考古界和陶瓷界来说成就重大，确实值得称道和书写。但是，不知为何，越来越多的人称清凉寺窑址为“汝官窑遗址”。此说迁延至今，多数人信以为然。

　　近年，由于宝丰清凉寺周边地区不断有新的同类窑址被发现，各窑址出土汝窑类器物相较于清凉寺窑毫不逊色等新情况的出现，为我们重新思考汝窑问题提供了可能。

　　学界的遗憾

　　早在1987年，陶瓷学者汪庆正等著《汝窑的发现》提出：“清凉寺汝窑遗址是一处烧造品种丰富，延续时间较长的民间窑场。它的性质同定窑相似，即在大量生产民用瓷的基础上，因烧造精良，而被宫廷选中，奉命烧制御用器物——汝官瓷。”这一观点十分明了，宝丰清凉寺窑奉命烧制了“汝官瓷”，但烧“汝官瓷”的窑，并不一定是“官窑”，正如同定窑烧“官定”而不是“官窑”一样。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观点没能引起学界重视，人们忘了细推究竟，导致“汝官窑”“官汝窑”甚至“北宋官窑”之说讹传至今。

　　更加让人遗憾的是，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一线考古人员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宝丰清凉寺汝窑》明确提出“汝窑是贡窑性质”后，仍然未能引起业界和社会的重视。“汝官窑”及“官汝窑”等不切之论继续混淆视听。

　　2016年，宝丰清凉寺汝窑的两位主要发掘人孙新民、郭木森在其所著《汝窑》中再次提出：“汝窑是贡窑而非官窑”。考古发掘当事人反复强调：汝窑是贡窑而非官窑，实在应该引起“汝窑官窑”论者重视和思考。

　　宣布清凉寺窑是“汝官窑”或“官汝窑”的依据主要是：“宝丰清凉寺出土的汝窑器物与故宫存世汝窑器对照较好”。舍此，未见其他有力证据支撑。以“对照较好”作出学术结论，其理论渊源起于何处，实在不得而知。

　　汝窑窑址不止一处

　　近年，北宋汝州区域内及区域周边相继发现了其他烧制青瓷的窑口。如内乡大窑店窑（即邓窑）、鲁山段店窑、汝州张公巷窑、汝州严和店窑、新安城关窑、宜阳西街窑和二里庙窑等。这些窑口不仅烧制青釉瓷器，工艺上也大体与清凉寺窑相类。

　　内乡大窑店窑即为宋时邓窑。考古人员在此遗址上采集有“窑司”瓷片，认为这是“北宋官府监烧的实物见证”。既然如此，说明邓窑要么贡御过朝廷，要么与朝廷有过定烧采购的协定。此外，邓窑遗址及“窑司”瓷片的发现还印证了叶寘《坦斋笔衡》“唐、邓、耀州悉有之”的记述，取之有凭，不是妄说。

　　更应引起重视的是鲁山段店窑。宋时鲁山与宝丰同属汝州。清凉寺窑初起于北宋，而与之相距不远的鲁山段店窑在唐时就已十分著名。段店窑烧造黑釉花瓷，所制羯鼓为唐玄宗喜欢。该窑所烧黑釉花瓷被业界认为是钧釉的鼻祖，号称“唐钧”。近年，段店窑相继发现的汝窑瓷器证明，段店窑烧造汝瓷的水平完全可媲美清凉寺窑。

　　民间素有“早期钧汝不分家”的说法。这一说法表明：一是钧汝曾经同出一地，这一地应当就是鲁山段店；二是钧瓷与汝瓷生产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由鲁山花瓷到钧汝不分再到钧汝有别的过程。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总要经过一定的历史沉淀，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此其一。其二，一项生产技术的提高需有大批人参与劳动创造，形成规模，才能推陈出新。没有鲁山段店窑自唐时就开始的瓷器烧制工艺，没有邓州窑、汝州张公巷窑、新安城关窑等无数窑工的共同创作，不可能有宝丰清凉寺窑的凭空崛起。

　　稍前，有人公布了汝窑器上的一则铭文：“乙丑年冬月，雪至鲁县大窑厂，张匠人长子携众匠人，迁至北万步之余青龙寺，聚青器塑之。”乙丑年，推断为宋元丰八年，即1085年。这一年，清凉寺仍属鲁山管辖，段店窑工来清凉寺造青瓷符合情理。此记与陈万里先生认为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为1086年只差了一年。也就是说，清凉寺窑是从段店窑工迁移到清凉寺的第二年（1086年）开始烧宫廷用瓷的。这一年是宋哲宗元年，也是龙兴（宝丰）重新设县的当年。不过这则铭文的来源尚需考证，此处只可借为参考。

　　历史文献的再认识

　　《宋史·地理志》记汝州贡御的物质没有瓷，与汝州同属京西路的河南府（今洛阳）则贡有瓷器。《宋史·地理志》记述贡瓷器的地区还有：邢州、耀州。既不见《宋史·地理志》有汝州贡瓷器之记载，而又有周辉“宫中禁烧”之言论，很显然，汝州之窑与宫廷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定制、采购更加妥当。

　　周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之言有一层含意是：宫中向窑户定制采购，御选后剩余部分窑户可以出卖。定制和采购，不仅语意上说得通，实质上也与宋代宫廷物质供应制度符合。

　　当然，定制和采购，并不排除汝州某些瓷窑可能具有贡窑性质。只是，在诸多瓷窑中到底谁承担了当年的贡御任务？是一个瓷窑还是几个瓷窑？目前尚无从考证。

　　宋人最早记录汝窑的史料是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在书中赞美高丽瓷器“狻猊出香”时说“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此记与《坦斋笔衡》所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说法大体一致。但是，这两则相对可信的史料，均不曾提及在汝州设官窑的问题。

　　查《汝州地方志》亦未见有宋时汝州设“官窑”的片言只语。这与我国历代地方喜欢借修志之便炫古的风格不符。明代的《汝州志》虽然一度提到了汝窑，但所用文字与明代其他所涉汝窑问题的著述一样，均系抄袭南宋人的笔记，无参考价值。

　　另有值得反诘的问题是，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所言“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此时，如汝窑是“官窑”而京师再置“官窑”岂不是两相矛盾，连称谓也无法理清了？

　　1989年3月，在清凉寺附近的大营镇一寺院旧址，发现了窖藏汝窑器47件。1999年，在汝州市原宋代府衙附近的瓷器集散地，发现有破碎的汝窑瓷器。2006年，叶县文集原宋代集镇，发现有汝窑瓷片若干。以上证明，汝器虽然珍贵，但并没有被宋朝宫廷绝对垄断，如此，才会有周密《武林旧事》记张俊向宋高宗贡献16件汝瓷一事。

　　正如汝窑发掘人孙新民、郭木森《汝窑》书中所强调的，宋至明清的文献均称“汝窑”，而从来没人提出“汝官窑”“官汝窑”的名字来。这实际上是明清两代人的聪明之举，不为古人分忧。不可尽信古，亦不能随意篡古。还是循宋元明清以来的通说称“汝窑”为妥。如此，既不失科学精神，也不跌“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魁的身份地位。

　　总之，汝窑是名窑，不是官窑；北宋宫廷使用的汝窑器以定制采购为主；汝窑可能有贡窑，但贡窑在何地、是何窑口，尚无法确说；清凉寺汝窑也许有贡窑性质，也许是宫廷用瓷的重要采购处，但不是“汝官窑”，也不是“官汝窑”；汝窑窑口不止一处、两处，因此汝瓷的面貎是多样的；汝瓷的存世数量会随着人们对汝窑认知水平的提高、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断增加；汝窑的神秘面纱最终会被科学和事实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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