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 墨花图（局部） 卷 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1521-1593）出生于明代中后期，他生前虽谋略出众，尤其“好奇计，谈兵多中”，但终究“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去世多年后，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发现了这位奇人，写奇文《徐文长传》，徐渭的声名才得以大显于世。在《徐文长传》中，袁宏道就预测徐渭以诗文为主的艺术作品“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确如袁氏所言，在“百世而下”的清中期，徐渭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其作品被当时的文士阶层所青睐。那么，这些文士阶层是如何赏玩徐渭作品的？赏玩方式跟今人相比有何不同？
丨赏玩的几种方式丨
雅集吟咏
清中期乾嘉盛世，社会稳定，文士阶层流行各种主题形式的雅集。在京师，每逢花开花落、立夏立秋、中秋重阳，诗文酒会几无虚日。就算在平日，文士之间也多有相聚。雅集的内容，以写诗论画最为多见。徐渭的一枚竹质印章，就曾出现在汪启淑举办的雅集上，作为吟咏的对象。
汪启淑是当时著名的藏印家，自号“印癖先生”——其辑录的《飞鸿堂印谱》至今仍是篆刻界赫赫有名的集名家印存之最者。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的一天，在工部任职的汪启淑邀翁方纲、朱筠、程晋芳、张埙、顾宗泰及蒋香泾一行集于其住宅“蜗寄轩”，诸人分韵吟咏汪氏所藏古印。其中，翁方纲分得李清照玉印，朱筠分得李广铜印，程晋芳分得李纲瓷印，张埙分得徐渭竹印，顾宗泰分得李长蘅石印，蒋香泾分得徐石麒晶印，汪启淑分得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牙印。分得徐渭印的张埙作诗《同翁覃溪、朱笥河二学士、程鱼门吏部、顾星桥舍人、蒋香泾进士，集汪秀峰工部蜗寄轩，分咏古印，得徐渭竹印》一首，此诗载于其著作《竹叶庵文集》。
需要说明，汪启淑这次雅集的主题是让宾客赏鉴他所藏的名人古印，进而再分韵吟咏，这两个环节共同构成这次雅集的内容，“吟咏”与“题诗”虽形式相近，但性质不同，应予区分。
画作题跋
对一幅书画作品作题跋诗，是传统中国文士钟爱的赏玩方式，宋代苏轼名诗《题惠崇〈春江晚景〉》就是此类。清中期诗文活动繁盛，我们选取有关徐渭题跋诗的两个代表性诗人案例。
黄仲则是清中期诗坛的天才诗人，是北宋黄庭坚弟黄叔达之后，与洪亮吉并称“洪黄”。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赴京候铨期间，他看到了一幅明代的《蕉阴宫女图》。想必徐渭擅画芭蕉已在当时被人熟知，所以黄仲则在作题跋诗时，随即想起徐渭，并选取徐渭芭蕉图中作诗的一韵，以次韵的形式作了《题明人画蕉阴宫女即次徐文长题诗韵》：记调弦索侍深宫，手种芭蕉绿几丛。行过蕉阴却回顾，美人心事怕秋风。（黄仲则《两当轩集》卷十五）
作为乾嘉诗坛领袖，翁方纲相较其他乾嘉学者，他的诗文中徐渭次数出现较多，其中题跋诗有《徐天池水墨写生卷》《徐天池写生卷》《徐天池梅花》《徐天池墨荷》《徐文长墨荷二首》等，载于其著作《复初斋诗文集》。
临摹仿拟
临摹徐渭作品的清中期文士阶层不止是职业书画家，很多有官职的文人或学者也参与其中，作为闲暇时的怡情雅事。
李秉绶是乾嘉道时期著名的书画家，早年曾在京师任职工部都水司官职，后嫌公务缠身，壮年时即辞去官职，定居桂林，专心画事，成为“岭南画派”的肇始人。李秉绶的画，其写意风格主要取法自白阳青藤一路，《粤西先哲书画集序》载：“李秉绶，江西临川人……工书画，梅竹尤佳。写意花卉以沈周、陈淳为宗，旁及徐渭、华喦。兰石则专师钱载。”
张问陶（号船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性灵派诗文家，被公认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而他被诗名所掩的另一身份是书画家，且书画水平很高。《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张船山先生事略》载：“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书法险劲，画近徐青藤，不经意处，皆有天趣。”从留存至今的张问陶书画作品来看，确有不少是走了徐渭的路子，如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西崖诗意图册之积水潭》。
流转交换
有两例涉及用徐渭作品交换他人作品的情况。
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库全书》纂修官、进士陈崇本购得一幅徐渭书法对联，联曰：“腹中饥冷磨难熬，头上霜浓晒不消。”友人张埙看到后特别喜欢。由于张埙藏有明代董其昌书法得意之笔《七律卷》，故陈崇本提出，欲以徐书和董卷相交换。面对这个要求，张埙很为难，但最终决定不交换，而是委托翁方纲临摹这幅徐渭书作。充满戏剧性的是，翁方纲在临摹时发现，此书是徐渭赝品。
曾任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一代文宗阮元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得到一幅徐渭旧藏《〈鹅群帖〉卷首画》，上有徐渭题跋。阮元的这件收藏品被作为友人的书画篆刻家黄易（号小松）看中，阮元便委托黄易把此画临摹于一砚台背面，并许诺对方，若能摹成，便以此画相赠。过了十天左右，黄易果然摹成，阮元跋《鹅群砚》记录此事：“元得徐天池所藏《〈鹅群帖〉卷首画》，鹅意态逼真。小松司马见而爱之。元曰：‘能摹砚背则奉赠。’ 越日果持此砚来，其神采出天池上。盖天池所能小松能之，小松之能天池所不能耳。甲寅冬阮元识于小沧浪。”由此看出，阮元非常满意黄易此刻。
赏玩鉴定
徐渭作品在清中期即已出现赝品，故鉴定成了赏玩徐渭作品的方式之一。清中期的金石书画鉴定领域，大学士翁方纲当属第一名家，平生过眼书画之多很难有人企及，此亦可解释为何上文所述的徐渭作品题跋诗中他所作的数量较多。
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五日，经学大儒毕以珣（号恬溪）携来一批古画求翁方纲鉴定，这些画有：沈周《桐阴高士图》、王翬《山水》、无款《芦雁》、文从简《梅石图》、徐渭《写生册》、虞楷《醉仙花》、陈洪《扇册》二十幅、沈周《松卷》、陈淳《写生册》等，经鉴定，徐渭《写生册》非真迹。
附带举一件徐渭的收藏品。乾隆四十二年（1777），金石书画家张燕昌（号芑堂）给翁方纲寄去一件明代万历元年出土的西晋太康年间瓦券拓本，翁方纲鉴定后认为，此瓦在明代出土后即被徐渭所收藏，并指出当时徐渭还为此写过诗。鉴定出来后，翁方纲作诗《张芑堂以晋太康瓦券拓本见寄，即徐天池赋诗者》。经查《徐文长文集》，确有此瓦券及徐渭作诗的记载：“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间冢中杯及瓦劵来易余手绘二首。劵文云……二物在会稽倪光简冡地中，于万历元年掘得之……”。可见，冢中杯及瓦劵是柳元谷用来换取徐渭画作的交易品。
刻碑捶拓
乾嘉两朝是金石学大盛的年代，该时期的学者们多以寄情山川寻碑、拓碑为平生快意事。被誉为乾嘉朴学“开国元勋”与“领袖”的清代大学者朱筠（号笥河）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浙江衢州游烂柯山时，专门嘱咐门人陈宋赋去拓山中所藏的唐宋碑刻及明徐渭断碑。
我们在其著作《笥河学士诗集》卷二十七《游烂柯仙洞》中看到，他在诗中交代了拓碑的原由，即“恐石漫灭”，这已经远超一般人仅因“嗜古”而拓碑的理念，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文物保护行为。
丨古今赏玩方式对比丨
上文所论的几种清人赏玩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赏玩高雅艺术品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的赏玩方式跟前代相比，有何变化呢？
最本质的是赏玩性质的变化。徐渭作品在今天已大多属于公立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国有资产，流散于民间的数量不多。这就使得赏玩性质从封建社会中的少众私人活动变成了政府认可、相关机构策划实施的大众群体活动，由此促成的赏玩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展览”。通过展览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有二：一是观众的数量急剧增多；二是观众的阶级性淡化。徐渭作品的观众已不是以往仅以文士阶层为主的赏玩人群，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观赏的机会，传统优秀作品真正变成大众的了。由展览为主的赏玩方式还衍生出各类其他赏玩方式，如各类文创产品或用电子技术虚拟现实的VR（Virtual Reality）视觉体验，将来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赏玩方式诞生。
深而思之，当今展览化的赏玩方式，其实是一种比较的方式。一场主题性展览上，往往会有画家各时期的若干作品出现，我们面对这样的展览，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比较各时期不同作品时，看到一个画家艺术探索的历程和最终风格的形成。之所以出现这种前人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还要归根于我们的时代。
采取以清中期文士阶层赏玩徐渭作品的视角，我们看到这些赏玩方式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方式，通过雅集、题诗、临摹、交换、鉴定和拓碑等方式，徐渭的形象和影响就这样在百年之后鲜活地展示出来。徐渭的作品不仅有书画和诗文，还有印章和碑刻。清中期文士阶层对徐渭作品的热爱是发乎于心、现乎于行的。比如翁方纲，在诗歌方面《方纲仿徐天池笔意作诗，次韵二首》《青藤书屋歌，为山阴陈九岩赋》，书法方面《缩临徐天池诗于两峰〈萧翼赚兰亭图〉后，即次其韵》，此外在其交游中还出现了一幅《徐文长像》，笔者曾另撰文探讨此类肖像画，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把所绘人物视作先贤来祭拜。如果把徐渭故居——青藤书屋——也算一件徐渭参与设计（徐渭至少进行过植青藤、书牌匾等行为）的“作品”的话，那么清中期文士还有更高一级的“玩”法，显示出他们对青藤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乾隆五十八年（1791），一个名叫陈永年的徐渭同乡“粉丝”买下了青藤书屋，之后此人及其子侄们对其进行修缮，并对之前陈洪绶所题青藤书屋之牌匾来了一个“修旧如旧”的保护，最后聘请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撰写《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旋由钱泳书丹，勒石立于青藤书屋。从记中得知，阮元还提议对方最好对徐渭墓地进行修缮，最后陈氏家族遵照了这一嘱咐。陈氏家族终于突破了“古不修墓”这一地方传统风俗障碍，在阮元鼓励下坚持对徐渭墓进行修缮，并形成每年春秋祭扫的惯例。阮元与陈昌的题记石刻，今嵌在青藤书屋的西壁上，它们是代表整个清人赏玩徐渭作品方式的最好注脚。
包子捷（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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