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书画艺术圈概不例外。由于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的不一致而引发出来的恩怨情仇，古今中外都一样，有生死相依的兄弟，也有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冤家。比起凡·高被割掉耳朵的血淋淋，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圈里的明争暗斗也毫不逊色。

　　由一件画中红衣引发的逃亡

　　谢环VS戴进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代最具“文艺范儿”的皇帝，其在明代诸帝中以画闻名，文献中往往将其与宋徽宗赵佶进行比较。宣德帝引领一代艺术风潮，以恢复两宋画院的盛况为目标。根据记载，宫中画师每呈作品，宣德帝必会一一观览并加以评论。故此，明代宫廷绘画于宣宗在位期间臻至鼎盛，足以与宋徽宗的宣和画院媲美。

　　在这样执着于艺术的皇帝麾下，自然云集了不少杰出的画家。于明洪武年间就出了名的老画家谢环，算是当时宫廷画院中最受器重的一位。其深得宣德帝的赏识，先是被授予锦衣卫千户，后来又升任指挥（随便插一句：明代授予画家的官衔真是奇葩，绘画明明是文事，偏偏授予武官的官衔）。从美术史的记述上看，谢环不算特别出名的一位，传世作品也很有限，现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是他在大陆的唯一作品。该作品描绘了明正统二年（1437），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等十人在杨荣的杏园聚会之情景。能与当时位极人臣的高官交游，可见谢环于当时画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年迈的谢环相比，年轻的戴进显然不那么走运。戴进虽然也在宣德帝的画院任职，却只是个“待诏”。戴进在绘画上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家的妒忌与排挤。据明嘉靖时李开先所著《中麓画品》中记载，有一天，戴进于仁智殿呈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秋江独钓图》给宣德帝看。该图表现的是一个着红袍的人垂钓于江边。红色在画面上很难着色，而戴进却掌握了独门方法，画得十分美艳。谢环看后上奏道：“这虽然画得好，可是很鄙野啊！”宣德帝追问缘故，谢环便说：“大红色的衣服是朝廷官员的品服，钓鱼人怎么可能有呢？”皇帝大怒，把戴进的其他画作也都扔到地上，拂袖而去。

　　本以为会技惊四座的戴进，就这样断送了宫廷画师的前途。关于戴进的下场，说法很多。有的说他惊慌失措，不等朝廷降罪，自己就带着弟子削发假扮僧侣跑路了，流落到偏远的云南；也有说法称他被取消了宫廷画师的身份，驱逐出宫廷，一度寓居京城，但因穷困潦倒而沦为谢环的代笔，最后不得不黯然回家靠卖门神画为生。不管哪种结局，贫寒、破落、漂泊，是这位艺术天才后半生的主要内容。

　　从40岁离开京城到75岁离世，奔走于各地的戴进，不但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艺术珍品，更收下了诸多弟子。他对后学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他的儿子戴泉、女婿王世祥，最终也都成为当时的画坛名家。据美术史记载，受到戴进画风影响的还有夏芷、夏葵、方钺、仲昂，以后又有吴伟、张路、蒋嵩、汪肇等人。这些画家共同组成了赫赫有名的“浙派”。

　　绝对不是关公战秦琼

　　董其昌VS赵孟頫

　　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有人也许会觉得把这两位放在一起像是关公战秦琼——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界的老大，董其昌是明代晚期的领袖，两个出生年份相隔三百年的人，有什么可比之处呢？可是赵孟頫终究是董其昌心中那道过不去的坎儿。

　　赵孟頫精通音乐，擅作文章，谙诗歌，开画风，工书法，嗜篆刻，通佛意。他的诗连同书法、绘画，被后人誉为“诗、书、画”三绝。他书学魏晋，篆法李邕，擅长篆、隶、真、行、草各体，冠绝古今。其所写碑版甚多，世称“赵体”。在绘画上，他开启了元代复古风气之先，为中国画（主要是山水画）在元代的鼎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董其昌虽然出身于松江望族，但幼时家境贫寒，17岁时靠他人资助通过府试成为秀才，却因为字写得差，只能屈居第二。正是受此刺激，董其昌发奋学习书法，“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瞧，才练了三年字，就自我感觉良好，不把文徵明、祝枝山这样的前辈放在眼中了。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成了名家的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关于书法的论述中，赵孟頫的名字出现频率之高、评价之负面，是任何前辈名家都不曾有的。这里随手摘录两条：“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唯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恨赵吴兴有此墨迹（指王献之的《洛神》遗墨《十三行》），未尽其趣。盖吴兴所少，正《洛神》疏隽之法。使我得之，政当不啻也。”前一句是说写字要险绝啊！只有杨凝式开了窍，笨蛋赵孟頫不懂，还蒙蔽现代人的眼目，太坏了。后一句的意思是，王献之的墨宝是多好的东西，落在赵孟頫的手里算是白瞎了；要是哥得了这本武林秘籍，那就不是今天这样儿了。

　　董其昌时不时就把自己与赵孟頫拿来比较：“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虽然假装谦虚地承认各有短长，可后面的那一段论述，好像自己比“老赵”年长了很多啊！一个后辈，以如此心胸来和前人相比，本身又有什么意义？

　　毫无疑问，董其昌对自己的书法技艺过于自信，所以能如此反复地与赵孟頫比较高低、长短；而在绘画水平上，两人终究是有着太大的差距。赵孟頫是元代文人画家中罕见的全能选手，山水、人物、鞍马、花鸟、竹石，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而董其昌只擅山水，连点景人物都画不好，还常常以倪瓒也不会画人物为借口给自己找台阶下。内心充满了自卑的董其昌巧妙地回避了赵孟頫在绘画史上的历史位置，在《容台别集·画旨》中论及“画分南北宗”时，遍提唐、宋、元诸位名家，独独不提元代文人画的开启者赵孟頫。

　　不过，到了晚年，董其昌终于不再纠结，坦白承认：“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董其昌是幸运的，早生那么十几年，能在明朝灭亡前及时地辞世；否则，以康熙皇帝对他的喜爱程度，其难免会步赵孟頫之后尘，妥妥是要做名满天下的“贰臣”了。最有趣的是，董其昌死后，南京南明福王政权将其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頫相类，授予他和赵孟頫相同的谥号“文敏”。如果在天有灵，不知道董其昌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事实上，无论是同时代的互相攻击，还是隔了三百年的隔空叫板，其中隐隐作祟的多半是“文人相轻”的心理。文人相轻源于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风骨与孤傲，互相针砭作品是常态。一方面，我们可看到其积极意义——想要批驳对方就得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这等同于把竞争机制引入了书法、绘画艺术创作领域，无形中便促进了书画艺术的发展繁荣，推动了书画艺术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争斗的残酷性，也使一些原本可以传承千载的艺术珍品被毁，让后人无缘得以欣赏和学习。其实，能够保持“相轻”心理，同时又保持理性，不采取极端手段，以自己的技艺与能力征服对手，才是书画艺术之幸、文化之幸。借古鉴今，让我们每一位后学铭记这些历史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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