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物语》，周作人编著，桥川浚译，1943年1月日本东京出版

　　话说今年2021年，乃恰逢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之一的徐渭（1521—1593，字文长）五百年诞辰，不禁令人遥思这一代狂士的前尘往事来。

周作人题赠桥川浚诗札

徐渭1591年作《墨花》手卷

徐渭《行书七言诗》卷

　　徐渭，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又号青藤老人、天池山人等。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

　　总之，如徐文长这样的才华绝代的名士，令后人追怀的，无非是如何如何的才艺双绝，如何如何的恃才傲物，却绝不会想到，在其故乡绍兴坊间乡下，却曾一度将作为民间传说的主角，为其编造的各种令人绝倒的小故事，是一个接一个，流传不绝。

　　大约一百年前，徐文长的绍兴老乡周作人，也开始为之“编写”故事。当然，这里所谓的“编写”，严格说来，只是忆述，是周氏回忆其儿时乡间所听到的徐文长故事，然后再把这段回忆转述下来罢了。当时，周氏热衷于搜集民谣民歌、民间故事之类，自己家乡人的民间故事，自然又多一分珍视，多一分热情了。

　　1924年7月9日、10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其编写的《徐文长的故事》（文章署名“朴念仁”），两期连载了八个绍兴地区流传的以徐文长为主角的小故事。周作人在开篇“小引”中称：

　　“儿时听乡人讲徐文长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不知怎地终于不果，现在偶遇机缘，就记忆所及，老实地写出。这些故事大抵各处都有类似的传说，或者篇篇分散，或者集合，属于一个有名的古人。英国‘市本’（Chapbook）中有《培根长老的故事》，即以 Roger Bacon为‘箭垛’，插上许多魔术故事。南京旧刻有《解学士诗》，将许多打油诗都送给解缙，随处加上本事的叙述。我希望读者如知道这类有趣味的传说，高兴时记录一点，发表出来，不但可供学者研究之用，就是给我们素人看了消遣，也是很可感谢的。”

　　可见，这些故事乃大多属民间流行的“传说”，并非一本正经的“正史”，甚至于连“野史”都算不上；之所以要编写发表，一方面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素材，一方面则纯属“有趣味”的消遣而已。然而，就在两期连载之后，周作人又发表声明，算是对某些读者批评的回应，郑重宣称：

　　“有些道学家及教育家或者要对我‘蹙頞’，以为这些故事都很粗俗，而且有地方又有点不雅。这个批评未必是不中肯綮，不过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他们的是所谓拉勃来派的（Rabelaisian），这是我所以觉得还有价值的地方。”

　　原来，因为《徐文长的故事》纯属民间俗语体裁，故事主题与行文皆有不够“雅驯”、不那么“正经”之处，招致了某些读者的批评。周作人在发表声明之后，连载也就此中断。在此之后，周氏似乎也并未续加编写，在其后来出版结集的各类文集中，也未见相关文章发表。就目前已知的相关文献来考察，《徐文长的故事》之编写，似乎就此终结。

　　殊不知，笔者后来偶然获见1943年1月在日本东京编译出版的《徐文长物语》，却表明周作人在首次发表《徐文长的故事》之后的近二十年间，并未放弃编写，而是将原有的八个故事扩充至八十个故事之多。这多出的七十二个故事，应当属于未编入各类周氏文集选集中的“集外文”，属后世读者难得一见的“佚文”。在该书目录页之前，还附印有一页周作人题赠编译者日人桥川浚（号“羽皋散人”）的诗札，诗云：

　　柳桥无复清泠水，梅市空余暗淡山。唯有南街田水月，口碑长在里人间。

　　辛巳腊八日为羽皋散人题《徐文长物语》 。知堂（钤印：知堂五十五岁后所作）

　　周作人题诗内容及落款“辛巳腊八日”（即1942年1月24日），与据周作人手稿编印的《知堂杂诗抄》（郑子瑜藏稿，岳麓书社1987年初版）中所辑此诗作的文本细节，还略有差异。

　　《知堂杂诗抄》中“南街”作“城东”，落款为“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即1942年1月5日），当为周作人抄留底稿时误记所致。周氏这一题诗及《徐文长物语》出版细节，在《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初版）中未曾提及，如今应当作为其文学生涯的事迹予以补入。

　　从周作人为编译者郑重题诗，到《徐文长物语》最终在日本东京出版，时隔不到一年，总算是成功圆满。这部印制考究的中日双语对照出版物，硬纸烫金精装加外护封（外护封印有北京城墙与白塔及金石古文，硬纸封面上则烫金压印故宫石狮纹样），在当时的中日两国书店里，应当都是非常时尚的文学畅销书。

　　据笔者所见，该书在中国出售时，曾于封底贴有代销商签条，上海内山书店就曾经代销过。遥想当年在中国报纸上连载两期即遭中断的《徐文长故事》，此刻化身《徐文长物语》于异邦华丽登场，不禁令当时与后世读者都莫名感慨。

　　如此鲜明的“反转”，恐怕不仅仅是有周作人自己坚持的某种文学志趣与启蒙旨趣在里边，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当时已然“落水”、已经出任沦陷区伪职多种的周作人本身，业已成为日伪势力利用的文化旗帜，要发表文章与出版文集，双语编译与版权输出，都已不在话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