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的北京城内外，古刹林立、梵音交映。于有清一代，便留下京城内八刹、外八刹的说法。当然，在这些大庙之外，还有一些规模不算太小的庙宇，只是老百姓喜欢讨个吉利字数，所以未能列入。 

　　所谓的内八刹，指的是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龙泉寺、贤良寺、广化寺和拈花寺。外八刹则为觉生寺(大钟寺)、广通寺、万寿寺、善果寺、南观音寺、海会(惠)寺、天宁寺和圆广寺。我心心念念着的，是为这十六座大庙各写一篇小传。但由于能力有限，再加上相当部分庙宇的消失，所以至今无法完成。在此篇文章中，申哥将带您寻找外八刹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庙宇。至于游人、香客经常到访的觉生寺、万寿寺与天宁寺，则暂不涉及。 

　　海会寺 

　　只存留于民国文人的笔下和镜头里 

　　资料不多见者，如京南古刹海会寺(海慧寺之名，乃是海会寺本名的讹传)。这是一座而今已然片瓦无存的出名庙宇。及至民国时期问世的《北平旅行指南》中，曾对海会寺留有照片与大段的文字介绍： 

　　在永定门外沙子口迄南，海会(慧)寺建于前明嘉靖十四年，明万历，清顺治、乾隆均重修。庙基虽不甚巨，但早年香火极盛。城内外居民多重其名，每逢旧历二、四、六、九等月，均有开放之日，迄今亦复如此，不过香客已稍减色。据传明时神宗，于此寺受厘。盖明沿元俗，凡帝王东宫及诸王降生，均须剃度幼童，替身出家。是以神宗初生，该寺为受厘之地。寺内所供铜刻观音像，出于前代名手。眉目如生，衣纹合度。惟惜庙在郊外，好古者每因道远，不愿涉足耳。 

　　位于木樨园以南的海会寺，始建于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四年(1535)之间。按照文史学家郁寿江先生的话说：该庙内供奉着的铜立佛，高达4米，硕大无朋，工艺精湛。然自近代以来，海会寺便一路衰败，现代更是被橡胶厂所占用。据当地人讲，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海会寺仍有正殿、后殿和西配殿存留，只是大佛等皆无踪迹。现如今，海会寺除了地名外，已然没有任何遗存。 

　　待我于今年的某个冬日，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南下，来到“海会寺”“南顶村”一带时，通过当地热心市民的指引，找寻到了昔日海会寺、南顶娘娘庙(也就是所谓的“小南顶”，而“大南顶”则位于马驹桥附近)的确切位置。“这一大片都是橡胶厂，以前可脏了。你说的南顶，就是原来橡胶五厂的地儿。海会寺让橡胶四厂占着。就在前面，跟我来吧。”给我带路的，是曾经的橡胶五厂职工。“你看南顶路西口的康泽园小区，这就是早先的南顶。南顶的山门，就在小区北边。”她所说的地点，位于大红门路与南顶路交汇处的东南侧(康泽园小区内)。再往北“一站地”，一处废弃了的纺织品批发市场内，便是曾经的橡胶四厂所在地了。“你见到水塔，就算找对地儿了。橡胶四厂就这么一个‘老物件儿’留着了。” 

　　橡胶四厂的发展岁月，正是伴随着海会寺的拆改。待海会寺被拆得无影无踪时，橡胶四厂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而今所能看到的水塔，或许在某一天亦会消失。到那时，被橡胶四厂占据着庙产的海会寺，则连指认其位置的标记物都将不复。 

　　圆广寺 

　　与银杏古树为伴 

　　而今的圆广寺，若是被说成遗址也并不准确。但其所留存下来的一座五开间大殿，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时下京城的文保圈内，对护国寺“仅剩一座金刚殿”的“现状”痛惜不已。然实际上，护国寺至少还残存着功课殿、后罩楼、地藏殿的部分建筑，也还有一些值得考察的东西。而像圆广寺、南观音寺这样仅存一座殿宇者，岂不更令人惋惜。 

　　圆广寺坐落于阜成门外大街南营房社区的居民楼内，若不是刻意找寻，恐怕已很难被外界关注。根据一些文献中的介绍，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元年(1571)。及至万历八年(1580)、清光绪廿七年(1901)重新修葺。这是一座规模颇为宏大的明清时代庙宇，其盛时的殿宇房舍曾达百余间之多。自山门起，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一应俱全。 

　　根据佛教文献中的记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曾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自北京内八刹之龙泉寺移居外八刹之圆广寺内。待到光绪十九年(1893)其赶往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之前，印光法师在此居住了两年。 

　　至于圆广寺何时开始沉沦，且一路变成现在的模样，由于所掌握资料的欠缺，我尚无法进行细致描述。而今所能见到者，仅圆广寺内一座规模不大的殿堂。该建筑一侧的说明牌上标注着“圆广寺大殿”字样，这很令我起疑，大雄宝殿只有如此之大？ 

　　在殿堂背后，有一株硕大的古银杏树，这或许是圆广寺所留下的最重要见证了。 

　　广通寺 

　　一座元代古刹 

　　广通寺，而今被本末倒置地归属于广通苑居民小区名下，实际上它曾经管辖的地盘或许是如今广通苑小区与交大附小的范围。由于被居民楼彻底“埋没”，以致临近小区的民众以及交大附小的老师们也不知道该寺的具体位置，甚至不知道曾有过该庙宇。想当年，于近乎荒凉的西直门外高梁河一带，如此大庙必定是引人注目的。 

　　广通寺初名法王寺，其创建于元至元年间(1264至1294)，建造者为僧人贵吉祥。明正统五年(1440)、嘉靖卅八年(1559)重修，且更名为广通寺。至清康熙年间、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廿二年(1757)再次重修。 

　　据说，嘉靖年间重修广通寺时，庙宇台基被加高，寺门前环绕矮墙，四角有高楼以备登高瞭望。如此设计者，还有承恩寺、摩诃庵等，由此我想这是明代官家寺庙的一种风尚。广通寺的基本布局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方丈院等。待康熙年间，这里又建造起无量寿佛殿等。 

　　广通寺被毁，大致在“文革”时候。至1988年，根据调查人员的说法，被北下关小学(小学如今在寺庙遗址西侧，更名为交大附小)占用的庙产内尚留有20多间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到1999年春，再次探访的学者们发现，广通寺已经古建荡然，只留有康熙年间的“敕建广通寺”石匾额、雍正御制碑，以及若干古槐与松柏。 

　　南观音寺 

　　曾经辉煌一时 

　　南观音寺所在的位置，元代属于白纸坊范围。到明初，北京地区相继发生水灾、虫灾、地震等灾害，加之连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已无人耕种。明朝政府决定从人口较为稠密的山西省大量移民入京，为皇室种菜。在永乐五年，于白纸坊一带设置了嘉蔬署，用以控制移居此地之山西省临汾、晋城和长治一带的新居民。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中的说法，“南观音寺创于金朝，明初废为嘉蔬署”。而今我们所论述的南观音寺，便是当年嘉蔬署的所在地。《日下旧闻考》中还有数百字篇幅论及南观音寺，如“大慈观音寺又名海会禅林，俗名南观音寺，在广宁门外西南一里”。按照如今的距离推算，从广安门立交桥与西二环内侧交汇点，往西南径直推测五百米左右，正是南新里小学的老校址，也就是目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广安门小区的大致位置。 

　　至于南观音寺曾经的过往，在《日下旧闻考》中，我读到了一段很有用的信息。这段文字源于雍正皇帝御制的大慈观音寺碑(目前估计碑已无存，或埋入地下)：“京师广宁门外孔道之南，有大慈观音寺，创自金时。明中叶有僧无为驻锡于此，大宏经典，继者亦讲演不绝，遂为京畿讲院之冠。”此一则，或许是南观音寺最鼎盛之时的写照吧。 

　　待我于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探访南观音寺遗址时，发现南新里小学已然无存。从朗琴园东北出门向南，一路行走在通往广安门货站北端之手帕口南街街面上，抬头东望，依稀见到那硬山顶上古建筑的身影，只是这座建筑被外围的民房给遮挡住了。行至广安门货站遗址的正北端，与一株很有些年纪的古树不期而遇。在古树身后，是略显杂乱的饭店门脸，东头有门，看上去像是普通民众的杂院。 

　　走进院落，发现此处民宅布局紧凑。院门不远处，是一道石砌月亮门，与平时所见垂花门不太一致。一位老住户正在门里的小院子中静坐品茗。经过问询我得知，这院落是南观音寺的东路跨院，再往东不远处，南观音寺的围墙便要与广安门货站北沿的铁道相衔接了。如此看来，南观音寺的山门，就该是那株古树附近的位置。那硬山顶上的古建，则是南观音寺唯一留存的大殿。这座大殿所在的位置，就是南观音寺的中路。而寺庙的西路，如果按照相应距离来估算的话，应该是手帕口南街及路东的门脸房了。 

　　“你可是没赶上南观音寺辉煌的年月啊。”老人家喝了口茶，与我娓娓道来，“这南观音寺可是座大庙。从广安门货站、双合盛，一直往北，都快要到手帕口桥了。我小时候，上香的人还有，这边还有不少菜地，庙也不止这一处。” 

　　老人的说法，我很认同。因为除南观音寺外，达官营一带还有北观音寺、大红庙、小红庙、五显财神庙等。“这南观音寺里，从山门口算起，佛像个顶个漂亮，可惜后来都没了。现在南观音寺还有座大殿，当仓库了。” 

　　从老人的院落出来，我仿佛跨越了一个时代，周遭的高楼大厦让我不知身处何方。而老人那略显忧伤的平静语调，似乎亘古未变地带着一股茉莉花茶的淡淡幽香。南观音寺的大殿外，有铁将军把门，我始终未能入其内。 

　　过了一段时间，我搜罗到一些关于南观音寺的资料：“1946年北京武训小学曾在南观音寺招生开课。解放后这里成为北京宣武区教育局管辖的学校用地。解放前，从山门、天王殿到大雄宝殿，每座大殿里都是雕塑精美的金刚、罗汉、佛像和菩萨像。1960年2月经北京市文化局同意，山门与钟鼓楼被拆，后被南新里小学使用，仅存大殿(做过该校的音体老师办公室)和古树。” 

　　另据民国时期编撰的《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记载：“南观音寺不动产地基十亩，房屋殿堂四十八间，群房三十二间，钟鼓楼二座；庙内法物有铜加金像一尊，铜像七尊，木像六尊，泥像二十七尊，铁宝鼎一座，锡五供二十件，大铜钟一口，小铜钟两口，铜磬两个，大小鼓个一面，残藏经一部，石狮子一对，另有石碑六座，康熙御笔匾一块。” 

　　2020年的仲春，应好友之邀，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南观音寺真颜：只是一座偏殿而已。据好友介绍，此殿是抄写并存放经文的殿堂。根据屋脊的建造风格，初步断定为明代遗构。康熙帝曾御笔赐匾“翰海墨林”，可惜遗失于十几年前。与之一同遗失者，还有两只一米多高的石狮子。偏殿曾为南新里小学的音乐教室，且同其他殿堂一道遭遇了被拆除的厄运。只是到最后一刻，学校意外搬迁，该殿才躲过了一劫。随后，隐居于广济寺的僧人拿出了南观音寺的庙产房契，殿堂终得保全，但此殿已成危房。 

　　如今，殿前尚存山槐一株，挂红牌，是明清之物。殿后留碑座一方，刻双龙戏珠图案，碑身由文物部门取走。 

　　善果寺 

　　存世的唯一证据 

　　寻找善果寺的遗迹，要去宣武艺园。这不仅是因为艺园的最初名称为善果寺公园，而且善果寺的一些石刻残件也留在了艺园内。于是，在某些文章中(如著名文史专家郁寿江先生所撰写的《善果寺》)，便把善果寺视为宣武艺园的前身。再具体些，就是位于宣武艺园西南角的那片区域，即为善果寺旧址。 

　　实际上，作为京城外八刹之一的善果寺，初创时间为五代之后梁乾化元年(911)，当时的寺名叫做唐安寺。寺庙的建造年代要早于辽宋金时期(幽州被让给契丹政权的时间，为后晋天福三年：938)。其建造风格则具有浓厚的唐代建筑遗风。只可惜在此后相当长一段岁月里，唐安寺废弛，只残存了一些基址。 

　　至明天顺元年(1464)，占据着庙址的尚膳监太监陶荣将自己的宅邸捐出建庙。刚刚由于“夺门之变”而复位的英宗朱祁镇为之赐名“善果寺”。从此，古刹善果寺之名一用数百年。 

　　待明弘治十六年(1503)，内官监太监姚训再度上奏，称善果寺“日久倾颓”，需要修缮。孝宗遂遣内官监太监邓永等人牵头修庙。在此番修葺过程中，于善果寺的东西两廊内增添了罗汉堂，并塑造了精美生动的五百罗汉形象。或许是成佛(罗汉)之心急切，姚训让人将自己的形象也混入五百罗汉之中。及至事情暴露，塑像才被撤换。曾经的这五百罗汉像，与北海小西天、朝阳门外九天宫造像一道，被时人并称为“北京泥塑三绝”。 

　　极盛之时(明清时代)的善果寺，建筑可谓“恢宏壮丽，气势不凡”。山门前有古树，有放生池，池上架有石桥(此番情景，至少保留至20世纪60年代)。经过山门之后，自南向北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士殿、大法堂(清康熙年间建)、藏经阁(清康熙年间建)。除此以外，另有钟鼓二楼、东西配殿、配房等。 

　　其中，大雄宝殿的建筑规制有点像蓝靛厂广仁宫(西顶娘娘庙)，“颇具金元遗风”。大殿屋顶有龙头藻井三座，其庞大的体积、精良的雕刻工艺，据说一点不次于东城区隆福寺、智化寺等处藻井。与此同时，大殿内还安放着造型精湛的三世佛与十八罗汉像。 

　　当然，昔日善果寺中的最大建筑并不是大雄宝殿，而是其后侧的大法堂。该堂内有八根巨大的龙抱柱，在京城诸寺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藏经阁内矗立着的一尊四十二臂观世音像也是京城少见的艺术珍品。 

　　除了这些令人目眩的佛教艺术品，善果寺内还曾存放着来自辽代古刹归义寺中的石经幢。此经幢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附近居民掘地时发现，被移至善果寺内保管的。 

　　据史料记载，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善果寺内都要作斋，举办“晾经会”等活动。而这一天，不仅善男信女们可来礼佛、听经、祈福，还可以赶庙会。据说，当时南城居民每逢此日便会先去宣武门外的护城河边看洗象，再入善果寺观赏晾经。善果寺山门前的空地，也演变成了临时市集(小庙会)。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庚子国变”。 

　　善果寺的盛世景象，不光招揽了众多民众，也吸引了皇帝的目光。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七年(1660)，世祖福临曾亲临善果寺。福临对寺内成片的古树、宏敞的殿宇、庞大的布局赞叹有加，称之为“京师第一圣地”(从民国时代的老北平地图中也可发现这一点：善果寺的规模确实要比东南侧的报国寺大一些)。随后，福临又四次前来礼佛，此举使得善果寺的地位陡然上升。 

　　及至康熙十一年(1672)，善果寺由大学士冯溥出资扩建。至此，寺内的藏经阁得以建成。而在藏经阁前，又另开辟出一处塔院，并立有高塔。令人遗憾的是，高塔尚未完成，便赶上康熙十八年(1679)的京城大地震。此番地震使善果寺严重损毁，塔倒屋塌，满目狼藉。官民重建古刹时，决定不再立塔，改为建造一座大法堂。 

　　待到“庚子国变”时，善果寺遭遇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一次破坏。寺内的文物、造像皆被掠走，无一幸存。此后，由于农事试验场的兴办而移出的广善寺将满堂佛像转供于此。至民国时代，已然破败下去的善果寺开始出租部分房舍，用来兴办小学或开设粥厂赈灾。 

　　“文革”时期，善果寺被征用，寺内僧侣四散。随着入驻机关的不断增加，拆庙的进程加快，广善寺的造像也全部被毁。上个世纪70年代，除了山门、藏经阁及部分配房之外，善果寺已然被简陋且不舒服的筒子楼所代替。进入80年代，藏经阁等被拆除。1993年，善果寺的山门被拆，以为建造居民楼腾地方。至此，一座硕大的善果寺无存，古碑也不知去向，碑座等被放置于宣武艺园内，以致很多市民将艺园误认为是善果寺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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