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绛佳器非凡物 书卷满身翰墨香

　　清末至民国，瓷都景德镇的诸多工匠们，承传古法，在制作理念及创新上，又有了更新更快的发展！同光到民国近五十年间，在瓷绘上，由于众多文人画家的大量参与，将“诗书画印”之间的文人笔墨，渐渐从纸绢中，融入于瓷画的创新创作之中。瓷画中的水墨敷色以及线条上的巧妙构图，大大丰富了传统中国书画的内涵魅力。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具有文人画笔墨画境的浅绛彩。最早见到的是一件藏家珍秘的浅绛“开山鼻祖”程门（1833—1908？）的琮式方瓶，画笔一面人物，一面山水，两面书法诗句。人物、山水画工十分超逸精绝，行书笔墨静逸自如，雅意荡俗之气扑鼻而来，亦臻文人书画之妙境。

图2 江召棠浅绛彩方帽筒《山林清远》

图3 江召棠浅绛彩方帽筒录袁枚诗

图4 江召棠浅绛彩方帽筒仿汉瓦字铭

图5 江召棠浅绛彩方帽筒款识

图6 江召棠浅绛彩方帽筒款识

　　对于瓷器，个人比较喜欢文人所绘浅绛彩的笔墨雅趣。文人积极参与浅绛瓷画艺术，一是时代瓷画风格的遽变，二是将传统中国画的纸绢笔墨融于瓷画胎骨之中，三是独具面目的浅绛画意赋予新的绘画语言。这种浅绛瓷画的文化内涵及绘画亮点，无论达官贵族，还是文人士大夫，乃至于民间普通庶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诚然，浅绛瓷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的确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美的艺术享受。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兵燹战火的乱起，乃至于能存留今日的大量浅绛雅瓷，早已难得一见。能居完整和残裂的浅绛瓷画真品，几乎也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战乱人为的毁坏，二是认识程度的局限，三是为利诱惑而流失海外。凡此种种，实在令人痛心。

　　余藏瓷无多，主为学习欣赏。数年前，有缘得见一浅绛彩书画四面方帽筒（图1—图6），尺寸29×11厘米。四面皆工，一面公鸡花卉，一面山水，一面行书摘句，一面模汉瓦字铭。 器物残损严重，后被人黏合。看到这具凸显文化内涵绝品的浅绛方帽筒“残器”，实痛恨当时的持有者真是“暴殄天物”，但感于其“残美”中所吐露出的艺术灵气，心中暗忖，再也不能让这么难得的“残美”佳器另受伤害了。经过与持器者的耐心协商 终以不菲的价格购藏。虽此件浅绛方帽筒周身有残，然我心中一点都不后悔。又因它的迟迟“到来”，兴奋了一晚上，这才是真正“抱残守缺”中的陶然之醉啊。对于这具浅绛方帽筒，看着其中的画境和文字题跋，认为其中故事肯定不少。最初错将绘画作者“江召棠”误为“汪召棠”。考“汪召棠”，在《浅绛彩瓷名录速查手册》有这样一条信息：“汪召棠，当是汪友棠。见42页。因“友”字草书与“召”近似而误。此见《浅绛彩瓷画》第30页……”但根据中国历代草书上的“友”与“召”字对比，“近似而误”一说，我怎么也看不出来，册中“之误”的依据又从何而来？更无法看出“汪召棠”就是“汪友棠”。经过详细论证，立马就给此草率之说予以否定！余认为，治史治学，一定要严谨，否则贻笑大方！

　　排除了“汪召棠”就是“汪友棠”之说的谬论，再考“伯远太史大人雅玩”，从常识看，基本可肯定，这名“伯远太史”应该是做官的。那么，在清朝并没有设立“太史”这个职位，修史皆由“翰林院”负责，故一般都把那些“翰林”称为“太史”。这件浅绛方帽筒，据售者告知，是在安庆地区收到的。脉络有些眉目了，必须进一步论证。这位“伯远太史”，到底姓什么，是“张太史”，还是“李太史”呢？无意中，让我想到了“世太史第”的“赵朴初故居”，这是朴老的出生地，位于安庆市区天台里街，太熟悉了。不知能否在这“四代翰林”家中，找到一些可靠的信息？赵朴老家是我们安庆的名门望族，与合肥的李家（李鸿章）、寿县的孙家（孙家鼐）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自朴老六世祖赵文楷中状元后，赵家自嘉庆元年至今，一直家族兴盛。赵文楷中状元时，母亲正好在塘中淘米， 此时快马来报，赵文楷高中状元了……故民间有首诗，颇为打趣：“穷从今天止，富从今天始。当了状元娘，从此不淘米。”

　　在安庆“赵朴初故居”内堂中，悬挂着一块金匾（匾是依李中堂墨迹新做的），上书“四代翰林”（“四代翰林”分别是赵文楷、赵畇、赵继元、赵曾重）。原匾四字为李鸿章亲书（因李是翰林赵畇的女婿），惜抗战间失，引为大憾！真是无巧不成书，无意中，查了下【赵曾重（1847—1912），字伯远，号蘅甫，安庆太湖县人。赵继元长子，赵朴初祖父。同治九年（1870）乡试中举人。因故未参加殿试。至光绪六年（1880）补殿试、朝考，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后离京回皖，遂不复出，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深受乡贤敬重】，那么“伯远太史大人雅玩”，说白了，“伯远太史”也只有“世太史第”中的赵曾重翰林能称得起这个“太史”字号。地点、字号、年代、太史身份都能对得上。就要考释所“敬绘”的瓷画家了。刚开始，我一直将“江召棠”中的“江”字，错看成是“汪”字。这么一来，又绕了好几弯。考的还是“汪召棠”，这汪召棠确也是那时代的画家，也是一方名士，是扬州人，在《扬州历史人物辞典》中有著录，但要考的信息量很少，那他与我们安庆的“伯远太史”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一晴好的星期天，偶遇挚友，他是瓷器方面的行家，便将这件浅绛方帽筒的图片请教一二。从帽筒图片鉴识，挚友一看东西大开门，认为我以上所分析论述的“伯远太史”身份，出处、地点、年代都能对得上。好像所制浅绛瓷画之人，款字落的不是“汪召棠”，应该是“江召棠”。也就是这“汪”和“江”之姓，搞得我头昏脑胀。后经仔细辨认，确认挚友所见之识，非常正确。的确姓“江” ，而不是姓“汪”。脉络终于清晰了，压在胸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考江召棠 （1849—1906），字伯庵，号云卿，安庆桐城罗岭镇人。幼家贫，喜读书，善书画。多夤夜人静之时，常挑灯展卷染翰。早年入南昌淮帮盐号谋生，因为人正直，又勤奋好学，被人举荐入兵部尚书彭玉麟幕府当文案。光绪十五年（1889），江召棠补调江西上高知县，又历任庐陵（今吉安）、新建、南昌、德化（今九江）、临川等地县令。为官一生，清政爱民，秉公执法，惩恶扬善！尤以发展生产、注重教化、奖掖人才为己任，深受四方百姓爱戴。

　　江召棠在任德化县令时，九江租界的英国人骄横跋扈，时时干预中国官员随身仪仗执事不得越界。江认为这是中国领土，愤向英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其铮铮铁骨之气可见一斑！于光绪二十六年，调任南昌知县。此期间，新昌棠浦镇，教徒仗着洋势力，作恶扰民，祸害一方。从而激起民愤， 纷纷要求清廷惩治作恶教徒，清廷软弱无能，惧怕洋人，乃对民众施加弹压，双方由此而发生冲突，幸好知县江召棠驰速赶到调解，方止住双方伤害流血事件！后新昌天主教主教王安之，早有加害江知县之心。今假邀江召棠“赴宴”，告之有要事相商。江明知其中有诈，为了能让黎民百姓生活安宁，毅然抱死赴约。后被王用利器伤害致死！此时民愤激怒，分四路围捕凶手王安之，用乱棍将其打死，抛尸东湖。接着又焚教堂，杀教士，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教案……”今大仇已报，百姓足可告慰天上江公之灵了。

　　江召棠这件浅绛彩书画四面方帽筒，在众多馆藏或出版物的浅绛彩瓷图谱中，尚为仅见之品。江公虽放官江西诸地，能接触瓷器的机会很多，写字作画乃其公余之事，而画瓷，则更是偶然为之。

　　作为安庆同乡好友之谊，江召棠非常敬重比他大两岁的老哥赵曾重太史，自己一直在江西为官，伯远太史又是“四代翰林”中的重要人物。江召棠平素俭朴，无厚资相送，也只有亲绘佳瓷，才是内心最为真诚的“厚礼”。帽筒上一面画的是“官上加官”，寓意吉祥，很符合“伯远太史”翰林的身份。此面画风笔墨清丽，设色鲜活灵动，呼之欲出的大公鸡，神采飞扬，力猛霸气，鲜红欲滴的大红冠子，与奋力向上的两朵鸡冠花，高低错落有致，遥相呼应！画面构图精整无比，敷色、线条以及内涵神韵，完美绝配！看得出，画家对此图笔墨效果十分满意。落款“伯远太史大人雅玩，江召棠敬绘”，“敬绘”二字，是对“伯远太史大人”一门翰林的深深敬重。另一面山水画的山川丘壑，满纸云烟。笔墨空灵生动，敷色淡雅超逸，毫无半丝赘凹之态。幽坳深邃的山林密石，掩蔽着几间隐隐茅舍。江西赣南之地，山林密集，人广贫瘠，江公居此日久，深知此处为官不易，写此一景，以寄乡思之情。款落“伯远太史大人雅玩，江召棠敬绘”。再一面写的是清袁枚《随园诗话》第十六节。记其红桥晚步云：“西风开遍野棠花，垂柳丝丝数点鸦。多少画船归欲尽，夕阳偏恋玉钩斜。”录《随园诗话》。书法以行草笔法出，写的风流儒雅，颇具古韵，入元明文士之清气。还有一面乃仿汉瓦当“富贵昌，宜侯王”六字，时辛卯嘉平月也。四面中，江公巧妙运用仿汉瓦当砖铭之意，用毛笔随手写出，一点也不失笔墨高古之金石气。也增加了此帽筒深层次的文化艺术内涵。从目前江召棠的书画墨迹来看，市面上好像并不多见。而所绘之瓷，更是稀见。2015年11月，伦敦佳士得曾拍卖过江召棠的两开书画。

　　上文所述，基本可肯定，此件浅绛彩书画四面方帽筒所制书画，应是江召棠定制“敬绘”而专门送给“伯远太史大人”赵曾重的。此物何时从赵家散出而流入民间，其中又经历过多少次劫难，也许是个梦幻难解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