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耍图通草画

 

　　沟通东西两大文明的丝绸之路不止一条，如今已是共识。如法国汉学家沙畹所说：“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8至19世纪，虽然是中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期，由此输出的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产量和水平空前。

官邸生活场景通草画

士兵像通草画

百工图通草画

花卉图通草画

　　近年国内各大博物馆的“海丝”主题大展不少，思路每每万变不离其宗，观众感受到的依然是“地大物博”。辽宁省博物馆“物映东西——18-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有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考古学中心作为主办方之一，又有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国际博物馆展览研究基地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机构支持，展品养眼且令人耳目一新。

　　除了长年来最能代表中国（China）的瓷器（china）、体现大国工匠水准的象牙工艺与漆器等，还有曾引领欧洲王室时尚的“双骄”——合起来是一柄精美象牙骨雕，展开来是一面美轮美奂团扇的“帽章扇”；还有大胆突破、无论大小简繁均是一副完整扇面的折扇传统的“篷车扇”。

　　但最为刷新认知的，还要数几门已经失传的艺术门类。

　　〖通草画〗

　　通草是如假包换的国货，它是通脱木的别称，因“有细细孔，两头皆通”而得名，《本草纲目》就记载：“通草，色白而气寒，味淡而体轻……有清凉、散热和镇静之功，产后妇女炖食鲫鱼汤，可补虚通乳。”

　　这种植物从中药跨界到艺术甚至时尚圈，早有先例。《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孝贤皇后“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而这样的史实也被《延禧攻略》沿用，作为铁杆皇后一派的魏璎珞，终生以通草代替珠宝佩戴。《红楼梦》中“元春省亲”的名场面发生在冬天，也是靠通草等作为装饰营造了满园春色的效果。

　　通脱木的茎秆髓心部分呈白色，用类似削苹果皮的手法小心切割，就可以出来类似纸张的薄片状物。但由于其材料脆弱和大小限制，在正统的中国书画领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多用于装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开放长期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西洋绘画大量涌入广州口岸，结果，这种遍生于南粤大地城乡郊野的低廉的植物，命运竟从此改变。

　　=中国书画最为推崇的宣纸，虽然品质上乘，但不适合西洋绘画的涂料附着，也害怕潮湿变质。反观通草，除了造价低廉、取用方便，更有着宣纸所没有的优点：通草片的渗透性能不仅强，且具分层效应，于是矿石颜料被吸纳入画片表层内，还可以在光影作用下产生不同的色彩效果，这让通草画栩栩如生且具有强烈的透视和立体感——这一艺术特性最为欧洲人熟悉和喜爱。此外，通草画可以在潮湿环境下保存，也不怕长途运输中的虫蛀鼠咬。

　　几乎在每一张通草片上，都能看到中西技法的融合，但所有的通草画另有一特点，也可以说是局限——由于植物本身生长条件决定，画片的任意一条边长，最大也就20厘米多点。这造就了另一个歪打正着：直到今天，风景明信片的规格，都和通草画的开本惊人相似——不适合画宏大题材，但承载异国风情的细节，满足西方人对遥远中国的想象，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和送亲友的伴手礼，简直再合适不过。

　　通草画大多是一画一人或一景，五行八作、市井百态无所不包，几乎每一组都是百科全书式分条目的图像化展示。比如一组“衙门”，官员按品级由高到低排列，甚至还有刽子手；“市场”主题，买卖水果、蔬菜、鱼、肉、杂货、五金、文玩……都区分得很细，无不惟妙惟肖。即便不是行业展示，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在做事情的状态里：长辈、晚辈，主人、仆人、主妇、幼童……或缸前观鱼，或亭下纳凉，或桌边绣花，或花园嬉戏。

　　通草画对200年前中国风情的展示，从劳动到生活，对情景的展现巨细无遗，分镜头般记录下整个流程的每一个环节。譬如茶主题要从种茶一张张画到品茶，工匠主题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始，一直到维修售后服务，几乎完全是今天大厂产品经理的运营思路。这可以说就是最早的图片报道，既为远方的看客架起了“现场转播”信号，对后人研究专门史也是宝贵的文献。实在是妙。

　　但正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艺术或技艺也是同理。承担“报道中国”任务的通草画，就算成本再低，在瞬时成像的照相术猛虎出笼后，也只有被蚕食的份。而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变为五口、十几口、几十口，本土的西洋画家群体渐渐北上、星散；与此同时，通脱木竟也匪夷所思地大面积绝迹于本来生长的土壤。

　　这都加快了通草画的消失——如今，包括通草画发祥地广州在内，几乎都找不到以此为业的艺术家；不过远在大英博物馆等国外收藏重镇，对这门盛极一时的古老艺术，倒都有丰富且高水准的收藏，只是在那里，通草画叫做米纸画（Rice Paper）。不禁让人慨叹：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玻璃画〗

　　比起通草画的方寸天地，玻璃画景物复杂，尺幅和景深也大得多。在大型挂屏前，甚至比走在现实中的园林或者客厅中更加强烈：近景是家具陈设，远景是庭院风光，虽然被赋予了画的身份，其天然的镜像功能并没有消失，反而因为艺术加工增强了——观者置身其间，自然成了人物群像中的一个。

　　和通草画不同，玻璃画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中国西周时已有“药玉”，但制玻璃产业一直不发达。至于在其上作画，要等到清代由郎世宁等传教士从欧洲带来。反观欧洲玻璃画，至少于中世纪的宗教题材上已经成熟，又在文艺复兴后走下神坛，成为丰富细腻的世俗艺术。18世纪，经“海丝”输入后，中国接过了世界玻璃画中心的大旗。

　　一位广州十三行的英国商人Hickey在1768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在这里见到了最优秀的玻璃画家，他们都生活在广州。”而到鸦片战争前期，广州已经形成了面向西方世界的外销画家街，1838年，一位美国商人Downing在参观完画家街后表示：“这种艺术几乎在欧洲消失，却在中国得到成功创作。”

　　中国第一位在西方参加画展、由此进入世界美术史视野的画家，就是广州画家街玻璃画家出身的关乔昌。他官称林呱（Lam Qua），和胞弟庭呱（Tin Qua）、同仁恩呱（Yin Qua）等一起，被鸦片战争前后的在华西方人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画家群体。这种称呼既源自葡萄牙语“quadro（画框）”的缩写，更是对画家们的尊称，如同欧洲的maestro；“某某官”，本是外商对身为红顶商人的十三行经营者按粤语习惯的尊称，身为布衣平民的画家，因精湛技艺得到这一尊称，但绝不敢和红顶商人平起平坐——比Quan（官）差了点，就成了Qua（呱）。

　　玻璃画家需要在玻璃的背面反向作画，观众从正面欣赏，因此玻璃画又称镜画或反画；同时与传统绘画先远后近、先背景后人物的画法相反，玻璃画创作需要先近后远，先细节后背景。也许，中国人天然善于这门艺术，想想我们篆刻的古老艺术有着怎样的特性吧。特别是玻璃画在19世纪中晚期又在广州发展出蚀刻流派，其中最为精美、最具水准的“满洲窗”，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但可惜玻璃画创作生命的结束可谓“无问西东”：18世纪，随着传统纸上绘画的不断革新，绘制程序复杂、耗时过长的玻璃画，在欧洲就成了恐龙艺术，在中国也没有像篆刻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类型。
图片来源/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