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图案充满着喜庆吉祥欢乐的情趣，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而铜镜就是表达民俗吉祥图案重要的一个载体。中国铜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源远流长，它品种繁多、千姿百态，成为中国古代民俗文物中一个独特的板块。

图2 唐代龙纹镜

图3 唐代凤纹镜

图4 唐代双犀镜

图5 唐代马纹镜

图10 唐代狮纹镜

图9 唐代蟾蜍纹镜

图8 唐代鹦鹉纹镜

图7 唐代雁纹镜

图6 唐代鹤纹镜

　　图1是张宏林先生藏唐代四神镜，主纹饰为“东（左）青龙，西（右）白虎，南（上）朱雀，北（下）玄武”的四灵。

　　汉代道教发展起来，在唐代兴盛，它是道教中身份很高的神灵，这一类铜镜正是凸显出四神的驱邪祈福的思想。

　　图2中的龙，样式精美，威严尊贵，突出皇室的显贵。龙伴随着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凤凰在中国传统图案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形象俊美秀丽、高雅大方，是人们崇尚的神物神灵。图3中凤的形象华丽高雅，凸显了皇后的高贵大方。

　　《楚辞》中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句子，犀牛皮做成的铠甲，被认为是精良的装备。因此犀牛在古代神话中象征威武与力量的灵兽，犀牛是一种寓意吉祥的动物，象征意义很好，它的图画可以起到报喜的作用，可以去除煞气，给家中增加吉祥和幸福。

　　白居易在他的诗词里曾有“通天白犀带，照地紫麟袍”之句，可见唐朝的达官贵人，是以使用“白犀带“为时尚，并作为其地位的尊卑示人的。李商隐的千古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中的“灵犀”，就是指的一种称为“通天犀”的犀角，其中心有一条贯穿上下两端的白线，据说能出气通天，而“计价巨万”。犀角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有神奇功能的宝物。这一枚双犀镜（图4）精美的双犀图案，正反映了当时唐人将犀牛看做吉祥灵物的一种表现。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马几乎成为军事力量的象征。正如章潢在《马政叙》中所说：“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夏商周三代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马的速度使人自直立行走以来终于离开了地面，并借助轮子移动得更快，因此马车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武器。到了汉武帝时代，战争机器已经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

　　到了盛唐，奢侈之风盛行，部分马演变成“舞马”，所谓的“舞马”，专门用来在唐皇李隆基的生日上跳舞祝寿。杜甫在诗中描绘了舞马的高难度动作：“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这个画面（图5）表达出唐代对舞马的宠爱和唐朝上层的奢侈腐败，从而也反映出唐人将马看成一种吉祥聪慧的灵兽。

　　在古代，我们祖先就对鹤类有了较深的了解。在古人眼里鹤类都是在云端与太阳并肩的神物。在2700年前的西周《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在《穆天子传中》就曾描述了白鹤为周天子跳舞的场景，这应是鹤文化的萌芽。在汉代道教兴起时，鹤成为修仙成道的伴行者，道教中的神仙的坐骑。到西汉时，刘向在《新序》中赞曰：“黄鹄白鹤，一举千里”，说明古人很早就对鹤注入了倾爱。在唐代，道教发展兴盛，鹤就成为人们的吉祥物。唐初的大型图书《艺文类聚》在设立《鹤篇》之外，另设《白鹤篇》来记录唐以前关于白鹤的文献记载使鹤文化得到飞速的发展。鹤这种生物开始与许多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且作为一种祯祥的预兆为统治阶级和民间传说所用。这一面鹤纹镜（图6）精美的画面反映的就是唐代人对鹤的敬仰和礼拜。

　　大雁是群体禽类，雌雁雄雁相配，向来是从一而终。不论是雌雁死或是雄雁亡，剩下落单的一只孤雁，到死也不会再找别的伴侣，是坚贞不渝的爱情象征。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一千古传唱的词句，便塑造了大雁忠于爱情、生死相许的形象。

　　这一面唐代雁纹镜（图7）的画面，双雁双鹤成双成对，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

　　在中国，鹦鹉是爱情的象征，而且最早的文学就提到它们，唐代诗人寒山在他的《寒山诗篇》中多次提到鹦鹉。而在印度，鹦鹉是神圣的，在印度神话传说中有大量鹦鹉故事，因此鹦鹉被描述成狂喜之鸟，为欢乐之神拉提驾车。

　　图8是日本嘉纳治兵卫氏藏鹦鹉纹镜，此镜花瓣钮座，直径28.8厘米，两边各一鹦鹉首尾相对，一正视一侧视，鹦鹉双翅扇起，拖着细长的尾羽，各衔一结满花叶的构图相似的长绶带，唯两侧绶带方枚里的纹饰明显不同，两端丝穗飘逸。凸边素缘，精美绝伦。此镜遭遇悲惨，被盗后，因担心无法出售，砸碎成45片被投井中，虽在明治年间已经修复，却留下了满目疮痍的疤痕，然而这疤痕丝毫未减此唐镜的魅力。这面破碎过的大尺寸双鹦鹉镜将鹦鹉机灵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惟妙惟肖，也寄予了人们对于高生活情趣的追求和向往。从这面铜镜和多篇诗句中，可以体会唐人对鹦鹉的宠爱。

　　蟾蜍属于蛙类，一产多子，当然很容易成为人们生殖信仰的崇敬对象。中国上古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皿，很多带有蛙文，足以为此证明。

　　其次，蟾蜍寓意长生，这与蟾蜍冬眠的习性有关，在古人眼里犹如死而复生，生生不息。后来又有人把这份生生死死的“神力”和天边的月亮由盈转缺又由亏而盈联系到一起。于是汉代画像石上，我们常会看到并画的日月，那太阳中站着一只三足鸟，月亮里经常伏着一只蟾蜍。

　　最后，古时候读书人往往把考中皇榜，称为“蟾宫折桂，科举及第”。蟾蜍就成了一个富有美好寓意和祝愿的吉祥物。

　　在这面蟾蜍纹铜镜（图9）上，可见蟾蜍在月宫中伴随嫦娥和玉兔，而嫦娥和玉兔都是人们喜爱的，从中可以体会到唐人对蟾蜍的喜爱。

　　图10所示的唐代狮纹镜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唐代双狮镜。钮外双狮环绕，打闹嬉戏，动感十足。狮子是外来动物，在唐镜中作为主纹配置的狮纹较为稀少，然在不同内容的镜种上仍偶尔可见。唐朝从国外输人的兽类较多，狮子是唐人心目中最具神奇色彩的兽中之王。《全唐文》载：贞观九年（635）虞世南奉旨作《狮子赋》：“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

　　狮子纹饰出现于铜镜之中，除了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还和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发展密切相关，印度佛教崇敬狮子。《大正藏·中阿含经》如“狮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种外，道中一切降伏，故名曰狮子。”甚至很多佛教著作还直接以狮子来命名，如《大方广狮子吼经》。佛为人中狮子，故佛之所坐，总名为狮子座，另外像文殊菩萨等所坐也都是狮子。

　　正因为与西域等地的对外交流，狮子才得以让汉唐人们知晓。随着佛教在汉民族的日益深入，印度佛教中对狮子的崇拜，也逐渐影响并深入到中国文化中，赋予了中国人的文化氛围，狮子除了有佛性的灵性，同时也作为道教中驱邪镇宅的神兽，后来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吉祥兽，如“舞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