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青铜器的区别，显而易见。那就是瓷器器型优美、精致异常，而青铜器古朴厚重、大气庄重。如果说瓷器是曲线玲珑的美丽女子，散发着摄魂夺魄的阴柔美，那青铜器便是相貌堂堂的汉子，表现出令人钦慕的阳刚美。两者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不可逾越，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原由只因瓷器与青铜器之间的界限，时至清代即被古铜彩给“打破”了。

图2 清仿古铜釉描金牺耳尊

图3 清乾隆款古铜彩四足双耳盖炉

图4 清古铜彩韦驮像

　　古铜彩，顾名思义就是如同古铜一般的彩釉，为雍乾时期的创新品种瓷器。它摹仿古代青铜器的色彩，使瓷器看起来像青铜器一般古朴厚重，散发着沧桑的味道。作为清代宫廷装饰彩的一个特殊品种，它在制作工艺上是比较考究的，也是比较复杂的，要先在紫金釉或者厂官釉上施以红、绿、黑、蓝、酱黄等低温彩，以烧制出青铜器锈迹斑驳的效果，或者是用金彩摹绘璀璨的错金银纹饰，这样它的质感和色彩就看起来和青铜真品一般无二。古铜彩装饰的器物多为宫廷里的陈设瓷，生活用具相对较少。由于古铜彩瓷制作工艺复杂，耗工费时且成本昂贵，因此其产量非常有限，属于十分珍罕的清宫旧藏。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清乾隆古铜彩双耳炉”（图1）。此炉平沿，短颈，扁圆腹，颈、腹间有对称双耳，圈足。通体以茶叶末釉作地，器内光素，器外以金彩为饰，口部平沿及近足处绘卷草纹，口沿下绘回纹，肩部绘如意云头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夔龙纹，底心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印章款。此炉造型、釉色、纹饰皆仿铜器，工艺精巧，纹饰描金，充分显示出乾隆官窑高超的制瓷工艺。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清仿古铜釉描金牺耳尊”（图2）。该器仿战国时期铜牺耳尊形制，撇口，短颈，丰肩，圆腹，圈足外撇，肩两侧堆贴对称牺耳。通体施古铜彩为地，上绘金彩蕉叶纹、斜方格纹等。外底金彩书“敬畏堂制”四字两行楷书款。据《饮流斋说瓷》载，“敬畏堂制”是雍乾间“亲贵诸王”所定烧器物，以单色釉取胜。因雍乾二帝好讲理学，故内廷和亲王的堂名多用理学名词命名，乃一时风气。

　　这件“清乾隆款古铜彩四足双耳盖炉”（图3），为沈阳故宫博物馆藏品。此炉仿造古代青铜鼎造型，总体呈长方形，上附炉盖，口沿左右侧为对称冲天耳，炉方腹四角出戟，腹下承以四兽头吞柱足；炉盖呈梯状长方形，四面镂空雕饕餮纹，盖顶为回首兽状钮；炉沿外突呈板沿式，边沿刻一圈回纹，炉方腹四角均出三叉尖戟，四面皆凸雕饕餮纹和一组小兽图案；炉底四角各有兽首，瞠目隆鼻，兽嘴含有象鼻形长足，足底露胎。全器施以古铜彩釉，隆起、雕刻、突出部分均以金彩制成黄铜色，炉盖顶面、炉腹四壁凹陷部分及四足里部则施蓝紫色釉，以仿造青铜旧锈特征，惟妙惟肖，足可乱真；炉底亦施仿铜金釉，中央雕刻阳文篆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方图章款。

　　而这件同为沈阳故宫博物馆珍藏的“清古铜彩韦驮像”（图4），为侧身立像。其头戴将军盔，盔左右侧各有凤鸟，外侧有翻卷而下的长飘带，颈部周围有披肩，身着重甲，腰系宽带，足蹬高靴，双脚踏于祥云之上，云中探出一只龙首；韦驮脸部微侧，双手合十，臂腕擎托一柄金刚杵，表情于和善中体现凛然，表现出护佛守法的坚定无畏与英雄气慨。全像施以古铜彩，以枣红色釉为底釉，头盔、飘带、云朵等表面施浅蓝色釉，再饰以深蓝、紫红色釉斑点纹，其脸部、手部施以金彩，盔沿之下饰一圈粉彩胭脂色条格纹，头盔、足靴部位另有墨蓝色装饰釉，全身其他部位均用描金法绘饰边缘及图案花纹，呈现出华贵庄严的气息；其臂托金刚杵为浮置单放，可以取下。

　　这些古铜彩的出现，与当时的“禁铜令”国策不无关系。清代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发展，经济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铜钱流通货币，制作铜钱就需大量的黄铜。到雍正时，黄铜的生产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故鉴于经济上的考虑，雍正颁布了“禁铜令”：禁止使用铜器，民间的铜器都要上交，朝廷除礼部必须用黄铜制造器皿之外，其他部门一律不准再制造铜器，已制成的当作废铜上交，造价补偿。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再到平民百姓，都禁用青铜器；而宫廷内陈设摆列、祭祀和生活用的青铜制品，就要求有相关替代品出现。于是经官窑的努力，最终在雍隆时期烧制出古铜彩瓷，用以代替青铜器。

　　而隽秀古朴、变化优美的古铜彩瓷一出现，即令惯于奢华享受的宫廷皇族、王公大臣们眼前一亮，于是古铜彩瓷便迅速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助推了古铜彩瓷的发展，并使得其在雍乾时期出现了大飞跃、大发展。且在古铜彩器的基础上，又先后出现了仿石釉、仿木器釉、仿竹器釉、仿玉器釉等，成就了又一个陶瓷工艺史上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