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晚明书坛的发展，张瑞图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张瑞图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并称“晚明五大家”，被誉为浪漫主义书风的典型代表。

张瑞图《仿倪山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张瑞图行书《五律扇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瑞图草书《西园雅集》（部分），广东省博物馆藏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果亭山人、白毫庵主等，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殿试第三，官至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位。因依附“阉党”魏忠贤，世人对于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有之。关于张瑞图罪状，史书记载：一是为魏忠贤书生祠碑文，二是赠魏忠贤金字贺屏。平心而论，张瑞图对魏忠贤的依附，更多是其性格懦弱、一味妥协顺从的结果，倒并非出于权欲熏心、攀龙附凤的初衷。值得玩味的是，虽然从仕途角度上看，张瑞图最后沦为了政治斗争牺牲品，无疑是个失败者，但他在书法领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书法家。观看他的行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仕途上如此“懦弱”“顺从”之人，在书法创作中，却表现出了“个性”“不羁”的一面。

　　书法自魏晋以来，审美上追求圆转、疏朗、平和、中庸的文人书风。明代书法基本沿袭了宋元的风貌，受赵孟頫的影响，普遍比较敦厚。然而张瑞图书风与前人迥然不同，行草书是其存世作品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下笔果断坚决，极少圆转，多用方折，点画凌厉，字形崎岖，气势动荡，可谓惊世骇俗，别开生面。

　　张瑞图的书法艺术，概而论之，有三个典型特点：

　　一是笔法平铺直入，气势逼人。相比起传统变化的笔法，张瑞图用笔比较简单直接，下笔果断，圭角峥嵘。清代梁嵘在《评书帖》中道出张瑞图笔法的由来：“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张瑞图抓住了孙过庭在《书谱》中出锋起笔、痛快迅猛的笔法，经过其内化和不断锤炼，将这种笔法进行强化，特别是他在笔画行进时，采用侧锋行笔，减少提按顿挫，力图追求行笔的迅猛，强调作品的张力；张瑞图在笔画转折之处，少用圆转，采用直折手法，将圆笔化为方笔，有明显的锐角，气势逼人。清代梁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评价其用笔特征，言道：“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张瑞图的收笔与传统的“藏锋”不同，其采用出锋手法，线条坚韧挺拔。平出直入的线条，翻折凌厉的笔触，果断锋芒的出锋，展现出锋芒刺目的特点和酣畅淋漓的快感。如此化圆为方、平铺直叙的笔法颠覆了魏晋以来“二王”起笔含蓄、转折圆润的笔法。

　　二是结字险峻凌厉，一意横撑。行草书的传统风格一般在转折处采用圆转的笔法，不露锋芒，注重空间的稳定性。而张瑞图的结字与“二王”传统截然不同。其一，他采用了反笔直折的结字形态，显出险峻凌厉的视觉效果，因为圆转曲线运用较少，字体内部空间狭窄紧张，多出现尖锐的三角形，这是他行草书的特点之一。例如张瑞图的代表作品《感辽事作诗卷》中的“王”字，中间的转折，一般书家会采用圆弧，使字看起来更加舒朗，而张瑞图直接使用折角，给作品平添了一份刚毅之气；其二，张瑞图采用横画密集排列的空间结构，一如梁嵘《评书帖》所评：“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张瑞图的作品中突出单字的横画夸张性，又着力压缩横画之间的空间，造成视觉上的压迫感。

　　三是章法神采茂密，气息通畅。张瑞图行草书的字间距较近，神采茂密，因其擅用浓墨，既增加了线条的厚重感又加强了字与字之间的紧密感。这种章法的形式是晚明时期大字行书的主要特征。不仅是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在创作时也采用这样的章法，张瑞图在章法布局上也有独具匠心之处，他有意拉开行间距，加强了字间距与行间距的对比，突出纵列的效果，使纵向走势更加明了，增强了作品的贯通感，从远处看，既紧密又舒朗，字与字之间不至于过度拥挤，随着尺幅的延长，气息通畅，字里行间充满气势。

　　每个书家风格的形成都与时代背景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张瑞图书风的形成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张瑞图书风的形成与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学说百家争鸣。士大夫冲破程朱理学的禁锢，开始关注个人思想的解放，催生了多种反叛传统的思想，如“童心说”强调“人性本私”，“性灵说”强调文艺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对文学和艺术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晚明政治黑暗，党派林立，尔虞我诈，人人自危，复杂的社会背景，活跃的思想潮流，起伏的仕途生涯，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以张瑞图为代表的一批晚明书家。他们敢于突破“二王”传统，独树一帜，或多或少受到了反叛传统的思潮和压抑的社会氛围所影响。

　　其二，张瑞图书风的形成与其仕途经历相关。纵观张瑞图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四次选择告老还乡，对于党派斗争选择消极回避的态度，送礼给魏忠贤只为保住乌纱帽，不难看出其性格中懦弱消极的一面。但在书法方面却展现出其“不羁”的一面，书法作品中的态度与他在官场中的处事态度判若两人。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又内心纠结的张瑞图。或许其在官场上的懦弱顺从表现是明哲保身的被逼无奈，回到家中的他，选择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尽情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与不平。张瑞图晚年“学禅定以求安心”可看出，身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官场，他渴望归隐田园的片刻安宁。张瑞图提到自己书风的成因道“余于草书，亦少知使转而已，情性终不近也。”张瑞图的行草书少圆转多方折，充满“不羁”“凌厉”的感觉，究其原因或许就是“情性终不近也”。

　　张瑞图的时代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书写技法和审美观念仍然能够渗透到当代书法中，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在张瑞图书法创作的早期，注重临摹前人经典作品，特别是祝允明、陈道复一路对他影响颇深；创作中期，张瑞图对孙过庭和苏东坡皆有取法，其行草中的露锋起笔和偏锋行笔都可以从王羲之草书中窥见端倪。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对张瑞图师法“二王”也有所提及：“其书从‘二王’草书体一变，斩方有折无转，一切圆体都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水，然亦从结构处见之，笔法则未也。”可见张瑞图是在“二王”的基础上，把特征加以强化、夸张、变形，形成了自我独特的风格。虽然张瑞图颠覆了“二王”传统的书法审美，但没有完全抛弃前人的精华。这启示我们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作为个体的书家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技法表现自我的审美观念是极为重要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格局，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艺术历经几千年沉淀，无论是晋人的取韵、唐人的取法，还是宋人的取意，都成为了我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创作源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书法的审美与创作也不例外。无论时代如何演进，顺应时代发展，贴近人民生活，反映社会审美，永远是艺术创作与创新的基石。在今天这个社会主义新时代，有着广阔的自由天地，在这个天地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我们每一个新时代的书法家，应该在持续弘扬真善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基础上，找到传统艺术、个人兴趣与时代审美思想相融合的切入点，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本文作者为福建“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组织指导委员会主任、福建省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美术书法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