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两汉时期，熊就有着非常神圣和崇高的含义。传说黄帝都于新郑，号称有熊氏之墟，即黄帝的居所，黄帝则称为有熊氏。《穆天子传》中就称：“春山，百兽所聚也。爰有豹熊罴（pí，熊的一种），瑞兽也。”《诗经·小雅》有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就是说古人生育时，视梦到熊为吉祥之兆，梦熊之喜为贺人生子。《尚书·牧誓》又云：“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故熊亦勇猛精神的化身。同时熊作为远古熊图腾崇拜的形象还运用于祭祀和丧礼，熊皮还具有驱除邪恶的法力。

图2 西汉玉熊镇

图3 西汉熊形玉饰

图4 东汉辟邪形玉壶

　　熊在汉代是祥瑞威武之兽，故汉代公卿、列侯都乘坐有熊轼的车辇，以取祥瑞威武之意。而在目前的汉代玉雕藏品中，熊是最为罕见的。有明确出土地的汉代玉熊，至少是王侯级。其中最有名、堪称国宝级的，当属1966年咸阳市汉元帝礼制建筑——渭陵遗址出土的玉熊。现藏于咸阳博物馆的这件西汉玉熊（图1），高4.8、长8厘米。其白玉质，玉质极佳，色泽温润。熊体呈尖首圆眼，双耳后抿，体态肥硕，前腿直立，后腿微屈，慢步行走动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头熊都具有弧形的拙笨美感，进而使整个作品极具张力，仿佛能感觉到它拖着庞大而沉重的身躯在缓慢前行。从这件西汉玉熊的制作工艺上又可以看出，这件玉器将一块天然的和田玉料，随形而制、略加施艺，便雕塑成了一件既精美、又简朴而且极其生动逼真的熊，堪称“巧夺天工”的汉代玉器杰作。

　　徐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西汉玉熊镇（图2），长20.3、宽8.3、高6.6厘米，是1986年在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熊和田青玉质，体形肥硕，表情生动，造型作伏卧状。其采用圆雕和局部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圆润洗练，憨态可掬。玉熊的颈部还戴有嵌贝的项圈，似是表明属豢养之物。如此形象生动刻画传神的玉熊，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汉代玉器精品。据考证，这只玉熊在汉代称为“席镇”，是作为“压席”之用的。镇字，古籍《广雅释诂》解释为：“镇，重也。”就是用重物安定物件。汉代有专门用来压席的镇，故称之为“席镇”。此西汉玉熊镇形体优美、气势不凡，想来是当时的楚王御用之物。

　　2015年轰动全国的海昏侯墓考古，也出土了一件西汉熊形玉饰（图3），现藏于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这块形象十分乖张的玉熊佩呈片状，浅雕。头部取正面剪影，似熊面。小耳圆眼，双眉上挑，扁形鼻、鼻梁有线纹，张嘴吐舌，露三颗门齿。身形取侧面剪影，熊形爪足，右爪放于胸前，右腿弯曲，右膝跪地；左足着地，左膝撑起左肘，左爪附于左耳旁，袒乳露脐，凸腹，四肢粗壮有力，臂股刻有纹饰，整体呈蹲坐状。《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有载：昭帝时，昌邑王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wù，悟通），后卒失国。这里的昌邑王贺即海昏侯刘贺，最终不幸在位二十七天后为权臣霍光所废。可见熊在汉代有警示君王之意，而这块熊玉佩或许带有刘贺自省的味道。

　　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辟邪形玉壶，又称东汉飞熊水滴（图4）。它通高7.7、壶高6.8、宽6、厚4.5厘米，1984年出土于邗江甘泉老虎墩东汉墓。新疆和阗白玉质，造型以一辟邪作跪坐状。右手托灵芝仙草，中部镂空，头顶开圆口，上置环钮银盖。辟邪身刻细圆圈纹、羽毛纹，集圆雕、镂空、浮雕、阴线细刻手法于一体，为东汉玉器的杰作。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独特的造型。辟邪是古代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神兽，有多种形态，这只辟邪像是手上托了一个灵芝，造型像一只长着翅膀的熊，因此也有人称它为“飞熊”。作为一件立体玉雕作品，这件辟邪形玉壶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它在造型上的突破，在全国来讲更是独一无二。其他的古代辟邪，有的像老虎一样趴着，有的像狗一样站立着；而这件辟邪却是蹲坐的状态，非常拟人化。其完美的选材、设计和制作，让“小飞熊”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以上四件馆藏玉熊，与汉代的思想观念、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意义上讲，它们皆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帮助墓主人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