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邓窑遗址出土宋（金）元时期菊花纹饰碗、盘、碟为主流，尤其是带作坊的姓氏款流行，已知“姚家鱼水院”“李子才造”“姚”“李”“马”“孟”“张”“杨”“司”“郭”“王”“焦”“维”“朱”和大小“田”字款达16家。本文就来介绍一件宋金时期邓窑“司”字款青釉对枝菊纹碗。

图2 碗外壁及底

图5 “张”字垫片 图4 “司四”字垫片 图3 “司”字垫片

图6 “窑司”二字青釉器残片

　　此碗敞口（有残缺，露白胎），圆唇，深腹，弧壁，圈足；口径20、高8厘米，圈足底径6、厚0.6、高0.5厘米。碗口外沿素面无纹，口里饰两周弦纹，内饰婀娜枝蔓对枝菊花纹（图1）。整碗装饰全放菊花4组6朵，左右上下对称，叶间侧放菊花4组7朵。全放的4朵，左右两朵菊瓣为13出，上下对称的两朵菊瓣为12出，其中叠压的两朵菊瓣分别为7出、8出，陪衬辅佐菊花的正面、仰叶、垂叶、折叶菊叶达15片，叶脉青翠，脉略细微，大小匀称；菊蕊绽放，毛茸逼真。碗外壁为素面，布满冰裂纹，胎外露黑点黄斑；圈足露胎，底壁饰薄青釉，内壁外撇，足底垂滴釉，足径有磕，露火石红；碗底饰弦纹一周，菊萼内楷书一“司”字，书体规整，一丝不苟（图2）。

　　整体观之，此碗所饰菊花虽枝条不多，而对枝串联、描绘的枝条、叶片、菊花，构成一幅“点”“线”“面”融合、生机盎然的吉祥画面。不禁令人联想到唐宋时期，邓州菊潭甘谷泉涌，菊花山岗坡秀出婀娜多姿的菊花风采。

　　宋代宴饮以歌送酒为之常态，而两宋酒事又每与花事相连，即席歌唱的送酒“新词”涉及花事者也最多。因此酒器、实用器的造型与纹饰取意于花卉，追求时尚的制瓷工匠设计，便独出机杼地撷取像生的菊花。此碗自2017年发现以来，笔者一直在苦觅采集邓州野生甘菊标本，与特立独行的对枝菊纹类比（因北方诸窑青瓷中，尚未出土有对枝菊纹样）。先从南宋范成大《咏菊残句》云“横枝对菊开”中找到答案，又览《后汉书·胡广传》唐李贤注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菊水出穰县（今邓州），芳菊被涯，水极甘香。谷中皆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七八十者犹以为夭。”这是宋人祝寿词中最常用到的菊花故事。正如南宋刘辰翁《霜天晓角·寿吴蒙庵》词云“便做月三十斛，饮不尽、菊潭菊”，句下自注：“后汉胡广晚年常饮菊水，寿达八十二岁。”晋代的葛洪将“菊落花而甘”的甘谷水载入《抱朴子·仙药》，后世用作咏服食长寿的典故。故而“甘谷士”“郦潭菊”“南阳寿”，成为历代骚人墨客吟咏邓州贡菊的佳话。北宋文保雍著《菊谱》中记“邓州小甘菊”诗曰：“茎细花黄叶又纤，清香浓烈味还甘。祛风偏重山泉渍，自古南阳有菊潭。”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叹曰：“然所谓保雍之谱，恨未之识也！”笔者从邓州采集的野生甘菊标本发现，对枝菊纹碗的两朵13出菊瓣与标本“邓州黄”13出菊瓣，如出一辙。可见当年制瓷的花卉工匠，对邓州贡菊情有独钟。

　　更令人惊喜的是：对枝菊纹碗楷书的“司”字款与内乡县大窖店出土“司”（图3）、“司四”（图4）、“张”（图5）字垫片窖具标本，具然巧合。1985年文物工作者普查文物时，在遗址采集到1件青釉器残片，上刻“窑司”二字（图6），而“窑司”刻铭，应是在宋代主管窑务的官吏监烧邓窑的实物见证。有学者认为，对枝菊纹碗与“司”“司四”“张”字垫片窖具，是邓州官窖“窑司”的旁证。笔者查阅南宋人蒋祈著《陶记》：“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合，谓之公式。”意思是制坯的陶工与窑主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独自生产，然后的窑户、坯户，只能是租用窑炉烧制，即一个窑户，由几个坯户来搭烧，他们一伙的宾主被谓之“鬣”（注：鬣，扫帚的末端，即“帚端”）。《陶记》云：“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名不相紊。”说明制瓷业的流程，分工规制明确。而“司”“司四”“张”字垫片窖具，正是“坯户来搭烧”的私家姓氏款识，与主管窑务的官吏监烧的“窑司”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