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淄川博物馆二楼澹庐展室，有一个单独的大展柜，专门陈列展示着几十件战国至汉代的形制各异、多姿多彩的铜制带钩（图1）。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战汉时期的衣带钩每款都是一种文化与艺术的结晶，充满了古人的智慧与精美的手工艺技巧。

图2 战汉鎏金铜带钩

　　其中两件大小相仿、造型雷同的兽面纹鎏金铜带钩（图2），尤为引人注目。这组铜带钩均为琵琶形造型，长86、宽4厘米，工艺设计精巧，雕琢细致；钩身宽平，整身平面浮雕长尾兽面纹；兽面刻画夸张奇特，线条棱角分明，涡尾旋张有力；钩首高昂。钩背有圆形钮。钩面两侧的边沿和钩首颈背两侧的边沿都切削成微微的斜坡，既对称得体又平整美观。钩身正面表层通体鎏金。虽然年代久远，包浆淳厚，红斑绿锈斑驳陆离，但锈迹自然。两件钩整体造型典雅，线条舒展流畅，雕饰精美，鎏金灿然，雍容华贵，气韵不凡，实为难得之带钩精品。

　　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古又称“犀比”。《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古代的带钩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皮带卡，主要用于钩系束腰的革带，多为男性使用。

　　带钩始见于春秋时期，最早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日常用品，其作用就是挂衣襟，避免骑马时下垂的长襟妨碍活动。因为赵武灵王效仿胡服骑射，赵国的军事力量加强，各国纷纷效仿，以致带钩在北方传开。

　　古代带钩的使用方法比较普遍的是将钩钮嵌入皮革制成的腰带的一端，让钩体正面向外，钩首钩挂在腰带的另一端穿孔中，这种使用方法在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中出土的举灯铜人像、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发现的战国铜人像以及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武士俑等人物形象上都可以见到。

　　战国时期，带钩的器型已经基本确立，即由钩首、钩身和钩钮三部分组成，并且普遍使用，成为古人重要的生活用器。这时带钩已进入了发展鼎盛期。

　　《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说明当时人们使用带钩，不仅为日常所需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带钩所用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造型纹饰以及大小都是判断带钩主人身份的标准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带钩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尤其王公贵族、社会名流所用带钩更是贵重无比，制作考究，镶金嵌玉，错金错银，雕刻铭文，美不胜收，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特别是使用鎏金工艺制作的带钩，非富即贵，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鎏”原意为美丽的金属，铜、银器用鎏金技术装饰美化其表面的，即称鎏金器。依据文献记载，鎏金即为以火烤的镀金法，是一项极为复杂且成本昂贵的工艺。中国的鎏金技术始于战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其制作方法是将金与水银混合熔化后，涂上铜器表面，然后文火烘烤，让整个抹金面的水银蒸发，使黄金附贴固着，再加以打磨即成，金色璀璨、经久不褪。这两件鎏金带钩，应该就是用这种工艺制作的，当属当时的贵族使用无疑。

　　我国历史上，带钩不仅仅是一枚小小的束带之物，还是华夏文明的灿烂之花，是古人精致生活的诗意表达，并孕育出了独有的带钩文化，在古文献资料中也常常提到带钩的名称，如《管子·小匡》：“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史记·齐太公世家》：“射中小白带钩”等。

　　这两处历史文献记载的是同一个故事：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计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

　　有意思的是，在2020年的全国高考中的语文作文试题Ⅰ卷的作文题目，竟然是以此历史典故引出命题。虽然其立意要求并不涉及带钩本身，但在收藏家的眼里，带钩却是极为重要关键的一环。如果没有带钩，或者带钩稍小一点，就没有后来的齐桓公了。由此，这两件带钩还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联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