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御窑厂东门遗址青花瓷片复原蟋蟀罐

　　斗蟋蟀和养蟋蟀，是华夏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至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盛行。其中明代的宣德皇帝（1399—1435），就有着这方面的“特殊爱好”。

图5 明宣德仿汝釉蟋蟀罐

图3 明宣德平盖式缠枝牡丹纹蟋蟀罐

图2 明宣德坐盖式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

图4 明宣德平盖式天马纹蟋蟀罐

　　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该所所长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名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图1），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据相关文献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不小的灾难。

　　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二是非常稀有。1994年10月，刘新园出版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书中提到“传世的宣德蟋蟀罐只有三个”，即1989年香港苏富比的“明宣德坐盖式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图2）；耿宝昌著《明清瓷器鉴定》中，现存苏州博物馆的“明宣德平盖式缠枝牡丹纹蟋蟀罐”（图3）；日本户栗美术馆藏“明宣德平盖式天马纹蟋蟀罐”（图4）。这三件传世品，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皇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它们就因离开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它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

　　不过据笔者所知，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实有这方面的珍藏。如这件“明宣德仿汝釉蟋蟀罐”（图5），高11.2、口径13.6、足径13厘米。罐口底径度相若，直口，深弧腹，玉璧形底。外壁施天青色仿汝釉，釉面莹润，开细碎片纹。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款，外围青花双线圈。2015年厦门保利，也拍出过一件“明宣德汀州白鹭纹蟋蟀罐”。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藏品可能还会有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