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清乾隆御制诗文仿石釉双联笔筒

　　清代的文房艺术发展至鼎盛期，除了实用的文具，更潜心发展纯粹以玩赏性与陈设性为主旨的文房器物，甚至一些器物的实用性也被玩赏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下，清代文房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既有文人的清雅品位，又兼具皇家的精细工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涉及到清代所有的工艺品种类。甚至一些“中规中矩”的文房用瓷，在高超的艺匠手中亦“变着花样”，成为造型奇巧的精品佳作。

图2 清乾隆景德镇窑白釉福寿包型水盂

图3 清道光景德镇窑粉彩花卉纹方水盛

　　坐落在首都明清宝刹万寿寺内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即珍藏有不少这样的文物。其中一件乾隆御制诗文仿石釉双联笔筒（图1），通长17.7厘米，造型就十分别致。双联笔筒整体为两个方形套叠而成，俯视呈“方胜”形，是乾隆时期的创新造型。乾隆皇帝自称“文治武功”天下第一人，故对文房瓷器的生产给予高度重视，曾多次下令景德镇御窑厂的能工巧匠们精心设计制作各式笔筒。除了圆筒式外，还有转心式、竹节式、方胜式等。馆藏的这件双联笔筒即为方胜式，因传世数量稀少而被该馆奉为镇馆之宝。

　　这件双联笔筒不仅造型独特，装饰也是巧夺天工。整体内外以黄、红、灰、褐等色勾绘出花斑石的图案色彩，效果与天然原石纹理、色质并无二致，难以区别，几可达到乱真的程度。清代朱琰《陶说》中称赞乾隆瓷器：“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这件笔筒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充分体现了乾隆瓷器无所不能、炉火纯青的工艺特点与艺术特色。

　　除了惟妙惟肖的仿石釉装饰，这件笔筒的四面开光内还以墨彩书写楷、行、隶、篆四体乾隆御制诗文。笔筒的外底中心以金彩书写“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由此可知，该笔筒是乾隆皇帝在宫中御用之器。格调高雅，气度非凡，生动呈现了皇家的艺术审美取向及乾隆皇帝本人的情趣与才华。

　　水盛又称水盂、水丞，是除笔、墨、纸、砚之外，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南宋龙大渊《宋淳熙敕编古玉图谱》载：“水丞，贮砚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水滴辨·晋人水盂》首次对水盂作出了评鉴：“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号‘右军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这两条记录都说明了水盂的作用是储存研墨用水。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给水盂配备精致的小水勺，以便于舀水入砚池，雅致讲究。

　　盂，原是用于盛放饮品的圆口贮存器，《说文解字》曰，“盂，饮器也。”水盂作为文房用具始于自东汉，定型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水盂造型以越窑烧造的瓷质水盂为主，形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盖盂，圆口、溜肩、扁圆腹，光素无纹或以点彩、印花装饰；另外一种是蟾形水盂，即在钵式水盂之上贴塑装饰蟾头、足等部件，形象生动，显得灵动而富有神秘色彩。

　　唐宋时期，文人好古，文房用具形制多仿古而造，风格清雅。瓷质水盂仍是主流，各大窑场的精细瓷器品类中均有水盂一类。水盂的形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盖盂，另外一类是动植物造型水盂。盖盂最为常见，圆口、深圆腹，多光素无纹，或简单刻划，追求造型、釉色之美。动物造型水盂的意匠主要来自于与水有关的祥瑞动物，如摩羯、蟾蜍、荷叶等。

　　元明清时期，具有吉祥寓意的俗文化被纳入了主流文化之中。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之下，水盂的造型和装饰多种多样，有祥瑞动物、植物元素，或者取材历史名人典故、神话传说等。瓷质水盂仍是大宗，同时玉、玛瑙、石、金属、琉璃、紫砂等多种材质也运用到水盂的制作中，尤以皇家御用器物最为精美。

　　这件清乾隆景德镇窑白釉福寿包型水盂（图2），其高7厘米。水盂呈包子型，手工捏塑成型，匠心诙谐，富于生活气息。口部贴塑蝙蝠和螭龙，蝠、螭昂首相望，张口呼应，栩栩如生。蝙蝠和螭龙是清代常见的瑞兽纹样组合，寓意“福寿双全”。器底微内凹，有六个微小的支钉痕。器物整体施白釉，遍布开片，釉色追模定窑白中微泛灰、黄的柔和色调。

　　又如这件高6.1厘米的清道光景德镇窑粉彩花卉纹方水盛（图3），方体，圆唇，小口，溜肩，深腹，浅圈足。造型轻巧，制作精良。底书红彩“敬畏堂制”四字楷书款。外壁四面分别绘粉彩花卉小品四幅，分别为腊梅、莲荷、荚莲、菊花等。画作以工笔勾勒设色为主，画风工谨严整，设色明艳，显得生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