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在当代中华学术思想史上，欠了钱锺书一个“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庄严追认

　　受访者档案

　　夏中义：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研读钱锺书著作35年。

　　无人不谈钱锺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锺书。

　　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锺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地横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又或者是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见钱锺书。

　　少为人知的是，钱锺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中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采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非常罕见。有一次他对助手说，最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讲他的新发现。

　　很多人都认为，“钱锺书热”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110万字的《管锥编》在1979年8月问世，到了1980年10月，小说《围城》在时隔33年后重新出版，可谓“双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有过一次“钱锺书热”。1946年，他的小说《围城》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第二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一时洛阳纸贵。1948年，学术专著《谈艺录》也在上海出版，这更让钱锺书名声大噪。

　　那时候，杨绛在上海很有名，她不仅教书还写剧本，有三出戏已经公演。以前别人介绍钱锺书时，都会说这位是杨绛的先生。而《围城》和《谈艺录》面世后，他们夫妇的社会地位就倒过来了，大家都会介绍杨绛是钱锺书的太太。

　　两次“钱锺书热”之间，他沉寂了将近30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钱锺书声名日隆，无论是1998年他本人去世，还是2016年夫人杨绛去世，热潮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全社会都津津乐道于他的趣闻轶事，众手将他推上“神坛”。

　　但在神化钱锺书的同时，对他的质疑之声也时有出现。比如，有人撰文说在干校期间，他曾问钱锺书“皮里阳秋”的出处，钱沉默不语。其实，读过点古书的人都知道，“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指内心有裁断。钱锺书对《世说新语》十分熟悉，《管锥编》中的引用多达101处，他对此怎么可能不知？

　　还有人说，钱锺书不知“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作者是谁。其实宋朝王令的这首诗，在《千家诗》中就有收录。对这两个提问的不答，钱锺书显然是“佯作不知”，因为向他提了不该问他的小问题。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出自知名学者的质疑声。比如，李泽厚说钱锺书“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余英时说《管锥编》宛如散钱失串。

　　这又引出另一桩公案，就是对钱锺书历史地位的评价。当下而言，称钱锺书是大学者和文学家，社会上当无异议。但若说到钱锺书是不是思想家，则会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在其毕生学术集大成的《管锥编》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写得极为隐晦，而且宛若秋野上的落叶，随意抛洒一地。

　　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作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健雄如何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第一章：蓝田师院

　　高渊：《围城》中的三闾大学的原型，一般认为是钱锺书教过书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而《谈艺录》的前半部分是在蓝田师院完成的。是否可以说，第一次“钱锺书热”的源头是蓝田师院？

　　夏中义：这要从1938年秋天说起。当时，钱锺书拿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他们夫妇乘坐邮轮回国。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得知这个消息，再加上冯友兰的推荐，就聘请钱锺书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当年他只有28岁。

　　但钱锺书在西南联大过得并不开心，他把自己在昆明的住宅称为“冷屋”，因为他在外文系受到了冷遇。这方面的传言很多，一种说法是钱锺书确实看不起外文系的那些教授，他说“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这样一来，把外文系三大教授都得罪了。第二年，钱锺书没有获得续聘，只能去他父亲钱基博执教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担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高渊：1939年，钱锺书到了蓝田师院后，什么原因促使他开始动笔写《谈艺录》？

　　夏中义：这里要提到一个人，他叫冒效鲁，笔名叔子，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比钱锺书大一岁。他们在回国的轮船上相识，冒效鲁是民国才俊，而且自视甚高，被人称为当年十大狂人之一。他一开始并不把钱锺书放在眼里，两人在甲板上斗起旧体诗，这一斗之下让他心悦诚服，后来他把自己和钱锺书比作云龙相从，钱锺书是人中之龙，是一代豪贤，而他自己是云，是烘托龙的。

　　1939年，钱锺书从上海动身去蓝田前，冒效鲁去看望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你对中国的诗歌艺术有着高深见解，平常随便说说就很了不起，不把这些金玉良言写出来太可惜了。这句话打动了钱锺书，他后来说，自己听了叔子这番话，手开始痒了起来。

　　其实，钱锺书在蓝田师院写《谈艺录》，也想通过这本书，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代豪贤。也就是说，29岁的钱锺书认为，我不写别人或许也会写，但写不了我那么好。

　　高渊：他在蓝田师院的日子过得怎样？

　　夏中义：钱锺书是只身前往蓝田师院的，因为女儿钱瑗只有两岁，他自然舍不得女儿跟着他去湘西偏僻之地，就让杨绛留在上海边教书边带女儿。而杨绛不在身边的日子，让钱锺书感觉非常辛苦。因为杨绛的本事太大了，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平日里给他煲汤，陪他喝酒聊天。

　　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写《谈艺录》。但到了1941年上半年，他得病了，于是带着写了半本的《谈艺录》，辞别蓝田回到上海。

　　高渊：钱锺书在上海写完《谈艺录》后，为什么过了好几年才发表？

　　夏中义：他们一家三口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个亭子间，1942年完成了《谈艺录》。但写完就搁着了，因为那时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所以直到1948年才发表。

　　在我看来，190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出版后，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一部中国诗学理论专著可与之媲美，那就是钱锺书的《谈艺录》。

　　高渊：《谈艺录》之后，钱锺书突然转向叙事文学写作，这又是什么原因？

　　夏中义：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应该是，钱锺书在上海没有固定工作，身体又不好，《谈艺录》也写完了。他是一个很会调节自己心态的人，而且在杨绛的身边就特别有灵气。

　　所以，他在1943年开始写《围城》，我想首先是为了让夫人开心，他每天写好的东西都要给杨绛看，杨绛看到他写得这么调皮，经常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二章：古彩戏法

　　高渊：1950年起，钱锺书被借调去从事《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4年后工作告一段落，他没有继续从事外文教学与研究，而是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古代组，这是为什么？

　　夏中义：钱锺书兼通中文和英文，这是大家公认的。他28岁就当了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应该说英文是他的更强项，其实他想去文学所的外文组，但他进不去。

　　原因很简单，他的业务能力太强，如果他是谦谦君子，别人或许还能接受。偏偏他老是瞧不起别人，言辞非常锋利，只能去古代组。于是在1955年，他开始写《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后可谓惊艳海内外。

　　高渊：但胡适看到后，曾说对这本书的选目很不满意。

　　夏中义：当时有一个游戏规则，具体选哪些诗不是作者说了算，而是要集体讨论通过。很多年后，钱锺书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透露，这本书选了很多自己认为不必选的诗，而他认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

　　但《宋诗选注》之所以成功，关键不在于选诗选得好，而是好在点评。钱锺书在不得不选的那部分诗之外，还是尽可能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诗。对那些自己喜欢的诗的点评，非常有才华。

　　高渊：他所谓“不得不选的诗”，就是那些符合苏联的反映论，形象再现宋朝当时社会状况的诗？

　　夏中义：钱锺书并不赞同反映论，或者说不甘独尊反映论，他就玩起了“微判断”。他在书中不直接说是或不是，而是写得乍看模棱两可、扑朔迷离，实质是凝神慎思、精心铺设，符合逻辑地一步步辞别反映论，竟无甚破绽得像金蝉脱壳，当年谁也没看出来。

　　他对反映论的“且辞且退”，大致分了四个台阶拾级而下。第一个台阶，他说宋诗里面确实有很多诗反映民间疾苦，在当年朝廷的公文里都可以找到印证，完全可以用反映论来解释；第二个台阶，他说一首好诗之所以迷人，和有没有一个对应的事实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很多诗都是天马行空的；第三步，他说范成大有一首诗《州桥》，写沦陷区的老百姓梦想朝廷军队来收复失土，拥到一座桥上来迎接王师，从表面上好像是反映论，但是从宋代建筑史的角度来讲，这座桥是不存在的，而是诗人想象出来的；最后一步，他说如果反映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为什么后世哄传的梁山聚义这么大的事，宋朝却没有一首诗提到呢？

　　高渊：这四个台阶，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写得非常隐晦吧？

　　夏中义：在1958年首版的书中，钱锺书写了一篇一万八千字的序，他在文中提出，要把宋代诗歌的历史，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剖析宋诗是怎么从唐诗母腹里分娩出来，在唐诗丰神情韵的基础上，如何确立宋诗思理筋骨的艺术特色。

　　他研究宋代的诗人，像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看他们是如何在技巧上不同于唐诗。这并不是反映论，而是审美形式本位论，是在宋诗艺术的内部，去探究其如何走出了一条和唐诗艺术不一样的道路，而反映论对此无法解释。

　　我当年读到这里忍俊不禁，因为钱锺书的这篇序中出现了9个“反映”，但他就像在变古彩戏法，穿了一件大红袍，袍子上都写着“反映论”，但是变出来的却不是。他真正拿出来的，是和《谈艺录》相一致的“形式论”，他把形式看作衡量艺术的关键。

　　高渊：他这么“变戏法”，别人还真就没看出来？

　　夏中义：《宋诗选注》出版后，钱锺书有段时间是心怀忐忑的，因为他没有用当时最时髦的反映论来解读。过了一段时间，这本书果然受到了群众批判，但越批钱锺书心里越高兴，因为他发现所有的批评都没有批到点上，没有人发现他隐藏的意思。

　　1959年，他给杨绛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意义是说，我有我的暗香疏影，他们漫山桃李却根本看不出来。

　　第三章：天书奇谈

　　高渊：其实，对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宋诗选注》还不算难读，只是难解其字面背后的深意。而1979年出版的皇皇巨著《管锥编》，简直像天书了。在这部书中，钱锺书是否把“古彩戏法”变到了极致？

　　夏中义：其实在1978年，北京的学术圈子里就在流传，说钱锺书即将出版一部震动世间的学术著作，已经引来很多关注。等到第二年《管锥编》出版后，大家发现这110多万字的四本书，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而且是繁体字竖排，真是读也读不懂。

　　当时，史学家余英时到访北京，曾跟钱锺书长谈。他后来写回忆文章说，他问钱锺书为何用文言文写《管锥编》，钱跟他说了句至今都听不大懂的话，说是要“减少流毒的传播”。很明显，钱锺书用文言文写作，目的是加大阅读难度。

　　高渊：他在书中还夹杂了不少英文和德文，也是同样的目的吗？

　　夏中义：也有人说，钱锺书用外文是卖弄学问，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们要知道，钱锺书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写《管锥编》时，写到某个地方，可能马上联想到国外的相关论述，就放到了字里行间。这就像相声里的“逗哏”和“捧哏”，《管锥编》中的外文起的是“捧哏”作用，在旁边附和一下：“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高渊：钱锺书还曾跟人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把《管锥编》写得如此晦涩，究竟在担心什么？

　　夏中义：这里面有着很重要的社会背景。钱锺书写《管锥编》，主要是在1972年到1975年，平均每天写1000字。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他头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摘掉，红卫兵随时随地可以破门而入，查看他在写什么东西。所以，他的东西要经得起人家看，就要写得让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

　　而他持续不断地写《管锥编》，这里面还有另一个背景。1972年春，下放河南“五七干校”两年多后，钱锺书夫妇回到了北京，一开门才发现家里已经住进了一对青年夫妇。当时整个社会因为忙于运动没有新建房子，就让一些新婚夫妇住进其他有房者的家里。两家人挤在一个屋檐下，什么隐私都没有，难免出现矛盾。他们只能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办公楼，找了一间堆杂物的小房间，陈设极为简陋。

　　那段“逃难”期间，钱锺书还大病一场，在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不写点东西，他很可能要发精神病。这时候读古书是最好的，因为古书越读心里越静。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逼自己写《管锥编》，这是一个心灵自我拯救的过程。

　　高渊：世人都说《管锥编》了不起，但极少有人说得清究竟了不起在哪里？在此，能否提供你的心得？

　　夏中义：《管锥编》出版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些从纯学术角度切入研究的专业论著，但这么多年来，真正从思想上做出解读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钱锺书著作的，直到四年前才敢动笔写钱锺书，至今也不敢说真正读懂了钱锺书。

　　《管锥编》是钱锺书最伟大的作品，在我看来，他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大判断，或者说两个大系统。其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和转换，在这方面，钱锺书是古今第一人。他做中国诗学研究，所有材料都来自中国古典的诗歌创作和诗话、诗论、诗学，独立完成了文学为何是文学、诗为何是诗的全新国粹版理论系统。虽然不用一点国外的理论，但同时具有人类共通的情怀。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后学去进一步转换，要把它弄得大家读得懂，这也是我晚年最值得做的工作。

　　高渊：《管锥编》的第二个大系统，是否已经超越了文艺理论层面？

　　夏中义：《管锥编》的另一大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如何安全又有尊严地言说的伦理学系统。

　　这部著作写于“文革”特殊时期，当时的知识者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陈寅恪那样刚直壮烈，但这是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另一种是投靠“四人帮”，这是一种卑鄙的活法。在很多学者看来，前一种活法好是好，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后一种活法太掉价，不仅当时，以后也会被人不齿。

　　而此时，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提出了第三种活法。他不像陈寅恪那样崇高，因为崇高太悲壮了。如果说陈寅恪是清白，钱锺书就是清高，既有尊严，又不无安全。这套钱锺书构建的伦理学，就是隐藏在《管锥编》中的“暗思想”，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我们抓不住它，但不能否认它。

　　第四章：散钱失串

　　高渊：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质疑者。比如李泽厚先生多次表达“钱锺书可惜了”，说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对此说，你怎么看？

　　夏中义：李泽厚并不否认钱锺书博学，但他觉得钱锺书是仅仅博学而已。他认为钱锺书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实际上就是觉得钱锺书没有思想系统。

　　但我要说的是，李泽厚成名很早，不可能花大力气去读钱锺书。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不愿意写50年前可以写的书，也不愿意写50年后可以写的书，我只写当今时代需要我写的书。而钱锺书的著作，如果不发誓板凳甘坐十年冷，怎么可能读出他文字背后蕴藏的深刻思想？

　　高渊：与李泽厚一直说“钱锺书可惜了”不同，余英时先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从一开始的由衷钦佩，到后来也觉得钱锺书在思想层面贡献不大。

　　夏中义：说到海外学界对《管锥编》的熟识度，恐怕谁也比不上余英时。在1978年，他就跟钱锺书相见恨晚，钱先生也多次将《管锥编》等著作亲笔题签后，邮寄到大洋彼岸，余英时报之以七绝《读〈管锥编〉》回赠。用他的话说，“《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不可谓不深挚。

　　1998年，钱锺书离世后，余英时应邀执笔追思，他说自己是文学门外汉，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他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所涌现的一个古典文化的高峰，是古籍读得最多、最丰富的人，令人高山仰止。但到了2007年，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却客串到文学和当代思想领域来评议钱锺书，聚焦的是“小结裹”和“大判断”这对关键词。

　　高渊：他认为钱锺书只有“小结裹”，缺少“大判断”吗？

　　夏中义：“小结裹”和“大判断”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用过的一对术语，典出古籍《瀛奎律髓》中“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在钱锺书看来，“小结裹”与“大判断”不是完全对立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余英时评议钱锺书，主要有两大要点。首先是数落《管锥编》多“注重小的结裹，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余先生说钱锺书像“晚清遗老”那样，一味注重训诂及典故出处，《管锥编》“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人家，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他说钱锺书“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但这样的东西不多，宛如散钱失串，虽然每枚散钱有其面值，但总体价值不大。

　　然后，他力图解析《管锥编》为何鲜见“大判断”。他假设了三条缘由，一是追溯到钱锺书的治学源头，说他“20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其结果是一叶障目；二是这个考证学派渊源，让钱锺书成了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样样都知道的狐狸，却成不了一定要制造大东西的刺猬”；三是认为《管锥编》鲜见“大判断”，可能受制于钱锺书的学术方法旨在“打通”中外，因为“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很少讲相异之处，而相异之处就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钱锺书不侧重中西相异，也就在逻辑上“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

　　高渊：余英时说《管锥编》像散钱失串，跟李泽厚的说法很相似，是不是很多人读《管锥编》时都会有这种感觉？

　　夏中义：首先要承认一点，《管锥编》确实比较零碎，书中都是随意的读书心得，就像秋野上洒满的落叶，没有实现集成，或者说没有系统。但如果就此说他没有“大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就像孔子、庄子的东西也没有系统，能说他们没有“大判断”吗？而很多高头讲章，虽然表述上形成了系统，但全是废话。

　　我认为，余英时读《管锥编》时是有纠结的，关键在于“嗅觉”和“视觉”的不统一。他作为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鼻子应该能嗅出《管锥编》中有非凡的“大判断”，但眼睛却始终没能从中找到直接印证。而且，他先后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日子很好过，很难真正解读钱锺书写作此书时的心态。后人不能因为对学院派写作所养成的阅读惯性，而轻易断言这部书缺乏“大判断”。

　　在钱锺书这座学术思想的高峰面前，哪怕是再了不起的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敬畏，说话随便，那是迟早要露出马脚的。

　　第五章：秋野落叶

　　高渊：你刚才说过，《管锥编》至少有两个“大判断”，分别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和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言说的伦理学。特别是对第二个“大判断”，是通过怎样的爬梳来证明确实存在的？

　　夏中义：《管锥编》中关于伦理学的“暗思想”就像秘籍，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十个环节。在这个“伦理学链”上，其逻辑构成分三段：从“为何说”到“怎么说”，再到“说何果”，每段又由相关环节依次衔接而成，都散落在全书中。

　　第一阶段“为何说”含四环，分别是“圣人不仁”“贵身尚誉”“不安于陋”和“发愤著书”。就是说，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内心干净的君子不能随波逐流，还是应当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

　　第二阶段“怎么说”含三环，分别是“屈以求伸”“不言之言”“鳖咳”。其意思是，君子在言说的时候要隐藏自己的真意，用一些别人读不懂的语言来讲述，比如古汉语加上外文，来发出甲鱼咳嗽般几乎不可闻的语声。

　　第三阶段“说何果”含三环，分别是“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声”。大意是，等到雨过天晴，大家能看到这部书的时候，希望别怪我写得这么难懂，你们要理解我写作此书时的狼狈处境，越好的声音越是悠远潜低。

　　说来很有意思，钱锺书在1975年完成《管锥编》后，第二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可谓天地倒转，1978年他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79年《管锥编》也出版了。“待熟”这个词，在《管锥编》里出现了四五次，足以说明他写作时等待黎明的心情。

　　高渊：这十个环节的落叶，在全书中是有序还是无序分布的？

　　夏中义：钱锺书写作《管锥编》时，怎么写取决于当时心绪和瞬间灵感，弹性很大。从每一章节的微观语境来看，全书行文并不失序，但从章节与章节的目次或含义衔接来看，不见得有整体流程感。我读此书30多年，深感能读到这样的书当属人生快乐，近乎销魂。

　　这十片落叶的顺序脉络，并不是明确有序排列的，而是我长年趴在隐奥的字里行间点滴搜集，再去探测环节与环节之间可能生发的逻辑感应，才归整为一。这只需要核查各环节的页码出处，便一目了然，比如“贵身尚誉”在第二册第515—519页之间，“不安于陋”在第二册第465页，“发愤著书”又移至第三册第937页，“屈以求伸”返回第一册第50页，“不怪所怪”则落到第四册第1238页……

　　高渊：也就是说，如果换成另外一位学者，他有可能在全书中找到另外的落叶，排列成全新的逻辑系统？

　　夏中义：《管锥编》中所蕴含的“暗思想”，其实是炼成“思想”的珍贵原料，得靠专业读者与著者共建一条“生产流水线”才可能被解读。钱锺书在书中埋下了太多不确定的“陷阱”，每个专业读者对这些原料作何筛选、提炼，排列组合成什么产品，那就见仁见智、难拘一格了。

　　《管锥编》已经问世41年，其中真正蕴含的思想，不仅需要专业读者潜心甄别打捞，还需要学界的共同认可，这是一项不无风险的“思想实验”。这么多年来，专门做思想史的学者对此都望而却步，某些其他学界的人士偶尔出来评点几句，那就更说不到点子上了。

　　高渊：是否正因如此，让钱锺书的思想价值一直被低估了？

　　夏中义：1943年，陈寅恪先生写过一篇专门论述陶渊明的文章。他认为陶渊明不仅是大诗人，更是大思想家，因为他在魏晋时期流行的建功立业、求仙延寿和及时行乐之外，提供了第四种生命样式，就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如果以陈寅恪的方式来评价钱锺书，他当然是思想家，而且是大思想家，因为他不仅自己活出了清高，而且形成了思想系统，能给后人提供重要启示。所谓思想，是一位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原创性的警示之说，如果这位智者连续发出原创见解，他就应该被追认为思想家。

　　第六章：不灭不朽

　　高渊：在钱锺书晚年，他坚决叫停了中国钱锺书研究会的成立，后来又终止了钱锺书研究专刊的出版。他是不愿意别人研究他吗？

　　夏中义：我们要了解他当年的处境。《管锥编》《围城》的出版，访美引发的轰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对《围城》的极高评价，后来还有电视剧《围城》的热播等等，都让钱锺书成为全社会的谈资。

　　在这种“神化钱锺书”的氛围中，不管有没有读过他的书，都觉得谈论他是一种风雅，把他当成了“点心”。对此，钱锺书是不喜欢的。对总想标榜自己跟他有关联的人，他更是发自内心地厌恶。

　　我认为，钱锺书不是不要别人研究他，而是不要那些根本不好好研究，整天把他挂在嘴边、举在头顶的人去消费他。

　　高渊：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别人读出他埋藏很深的真实思想的？

　　夏中义：钱锺书一直在玩“兵不厌诈”，他自己就曾说过：“西方旧说有‘善诈’与‘恶诈’之别，用兵诡道与堂堂正正之勇力并行不悖，乃使诈之善者。”无论《管编》还是《宋诗选注》，当然都属于“善诈”。

　　比如《宋诗选注》，一开始钱锺书对别人都读不出他对“反映论”的真实态度，是高兴的。但时间久了，发现居然大家真的都看不懂，他有点遗憾，就要做个提醒。于是在1979年，他的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再版时，忍不住加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一定要知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种文艺理论风气的影响下，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者矫正那种风气。但后来发现，大家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又过了9年，1988年香港版《宋诗选注》出版时，他又写了一篇序，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后一段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说事物，但又忍不住自觉聪明，而稍微别出心裁。”这时候，或许有些人看懂了，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明白。所以说，钱锺书是很寂寞的，他太聪明了。

　　高渊：钱锺书会不会担心，后世只知道他的文学与学术造诣，而他的思想则真的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夏中义：他22岁时，写过一篇《鬼话连篇》，就提出了“不灭”与“不朽”的命题。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对自我的幻想。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赶紧声明，我既无不朽的奢望，也无不灭的信仰，我只是要借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两个概念说清楚。”在他的晚年，他确实在思考从“不灭”到“不朽”的可能性。他的著作能留存下去，这是物质上的“不灭”；他的思想能进入后人的心灵，这才是精神上的“不朽”。

　　当年，钱锺书对与他交往的后辈学者，应该说是有期待的。比如，他跟一位海外学者曾通过70多封信，不无希望这位学者把他的“不灭”变为“不朽”。但可惜的是，那位学者并无真正令人惊艳的研究成果。

　　高渊：钱锺书的著作中是否存在思想系统，已经成为他能否被学界公认为思想家的关键？

　　夏中义：学界有人把陈寅恪和钱锺书并提，前者是在1980年《柳如是别传》出版的16年后，被学界公认为思想家的。《柳如是别传》虽然也用文言文写作，但陈寅恪在表述上是成系统的，而《管锥编》则故意散落一地，研判难度极大。

　　不得不说，两家表述思想的语式不一，直接影响被学界公认的机遇概率和时间速率。因为说到底，任何“思想”被“思想史”认证的过程，其实就是此“思想”所蕴含的公共性被诉诸公众的过程。

　　这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得看吴健雄能否用实验证实“宇称不守恒定律”。钱锺书也有点像南宋辛弃疾词中所言：“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至今，在当代中华学术思想史上，依然欠了钱锺书一个“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庄严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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