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元代书法，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二王”一路的书风。“二王”书风对元人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除了大书家赵孟頫在吸取“二王”笔法基础上进行个人创造、取得巨大成就外，其他如鲜于枢、康里子山等人也都是以“二王”法书为根基进行拓展的，从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元代大家段天祐在这种时风下，自然也受到“二王影响”，亦步亦趋，自始自终无法走出元代的主流圈子。

　　东汉，人们开始重视收藏名家手迹，书家所书短札尺牍受到世人珍藏的，就称之为“帖”。唐人张怀瓘《法书要录》就行草运用之于尺牍有精彩论述：“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唯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邻于神化……”确实，得友人手札仿佛面晤，读信时不禁莞尔一笑。友人如果不是书画名家，那么也许只能从尺牍中品藻其馥郁墨香了。这件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人段天祐的《安和帖》册页（见图），为纸本，纵27.3、横54.5厘米，行书，21行，共203字，是段天祐写给好友起善的书信。释文如下：“天佑顿首书奉起善贤契友执事：小林回，领书，承近候安和为喜。贱疾回杭又两发矣。二月上旬后又苦痎疟，寒暑交战，狼狈不可言。此岂俗谚所谓横赛者耶。书籍许以宽限，甚感。张子昭近来杭，解后陈思复书铺内所假书，亦曾亲与之言，明当并起善者同纳矣。师夔画帧不敢有忘，已嘱其人平昔厚善者，俟其至，即从求之。臈糟谨奉一坛，泥头上有题识。香楠木欲作少器皿，截开作正白色者不可用，烦更为物色。如沉香颜色者，价钱比前买者加贵无伤。因官窑季子良有行，灯下草草奉此。春寒祈善爱。不具。天祐顿首再拜。”信中谈及自己的诸多病况、归还起善等人书籍、为起善向师夔求画、请起善为自己物色木料等等。信里涉及起善、张子昭、师夔等人。此帖精致平和，堪称典范，又从米芾书风中取法。这件《安和帖》所钤项元汴、安岐、何子彰、谭敬、完颜景贤、赵叔彦等人鉴藏印记及《墨缘汇观》《三虞堂书画目》著录来看，段天祐可能在元代为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段天祐做的不是大官，从帖中他的语气即可窥得。

　　元人书法受赵孟頫影响，宗“二王”的较多，虽然有另辟蹊径者，但不占主导地位。段天祐这件行书以“二王”为本，吸收了一些米法，但少得可怜，因米芾也出自“二王”，所以在这里段氏只把米芾作为临写“二王”法书的一种参照而已。段天祐此帖运笔娴熟老练，潇洒畅达，秀润遒媚，节奏变化明显，但更多的是中规中矩的行书写法，字与字之间连笔节奏加快，并不太多，只有第8行“书籍许”、第11行前三个字“起善者”、第17行“更为物之”等三字或四字连笔，犹显畅达圆润，可爱生动。不足的是晋人那简远冲淡的气息几乎找不到了，所以在气韵格调上逊晋人太多。书法可学，但气息是无法学来的，如帖中的“月”和“疾”，都是右军帖中的字，但只有形似，而没有神采。此外，帖里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习气，也就是作者过于做作，行笔并未全身心的放开，刻意追求魏晋风韵，反而弄巧成拙，匠气太足。所以我们时常讲字的雅与俗、好与坏和一般书家与大书家有什么区别，这些都不取决于作品的表象，而取决于作品所能呈现的境界，“无意于佳乃佳”这对于书法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